7版 上证圆桌  查看版面PDF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2024-09-04 来源:上海证券报
  周道洪
  蒋健蓉
  罗新宇

主持:

毛佳慧

张问之

王子霖

圆桌嘉宾: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道洪

申万宏源证券战略客户总部总经理、研究所副所长、首席战略研究员 蒋健蓉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院长 罗新宇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国资国企改革如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完善国资国企监管机制?如何理解市值管理考核对国企上市公司的意义?本期“上证圆桌”邀请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道洪,申万宏源证券战略客户总部总经理、研究所副所长、首席战略研究员蒋健蓉,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院长罗新宇,对上述议题展开探讨。

多措并举推进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改革

上海证券报: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改革的下一步重点有哪些?

周道洪:国资总量规模庞大。根据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2022年国企(不含金融企业)、金融国企和行政事业性单位三大类国资总量800.2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169.7万亿元,分别是当年GDP的6.64倍和1.41倍。

事实上,经济体类似人体:当国资国企以比较固化的形态存在时,就会影响经济体血液循环,导致“亚健康”;当以国有资本、国有股权等流动性强的价值形态存在时,就类似小分子的低氘水,容易被经济体充分吸收,并作用到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张力之源。

国资国企改革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一子落而满盘活。简而言之,国家对国资国企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就是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这是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标志着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不只是微观国企层面的改革,而且是从国家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国资国企资本化进程,推进国有经济实现方式的资本化。具体说来:体制层面和顶层设计上,以管资本为主,探索“两类公司”或平台公司;微观国企层面,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资本运动规律表明,流动性是价值的源泉。“以管资本为主”的基本内涵是,转变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存在形态,确立国有资本在国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蒋健蓉:国资国企体制机制改革,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紧紧围绕监管权、所有权和经营权三方面的改革推进。核心目的一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二是实现国资国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通过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两类公司”充当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夹层,国资委对“两类公司”授权,让“两类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以积极股东身份通过公司治理来履行国有资本的运营与管理职责,核心是通过战略、预算、考核、评价等管理手段对国有资本进行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国资委履行国资监管职责,重点工作是优化调整国有资本总体布局,以及对国有资本进行监督管理。国有企业在“两类公司”的授权管理下负责国有资产经营,参与市场竞争。各方归位尽责,从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管住国有资本、搞活国企经营。

罗新宇:一是国有经济层面:进一步深入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投向“三个集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机制,推动企业进一步向核心功能、核心业务聚焦;建立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由过去更多关注财务评价指标,转变为强化战略使命履行情况的评价;将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纳入考核体系,突出国有经济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的贡献度。

二是国有企业层面:持续面向市场打造独特竞争优势,增强战略支撑托底能力,推动企业高水平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聚焦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等“五个价值”,推动企业进一步履行好功能使命;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董事会建设质量,完善外部董事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三是国资监管层面: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进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提高监管效能。

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海证券报:《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对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作出部署。国有企业如何高效、科学、合理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蒋健蓉:首先,在产业布局方向上一定要聚焦。可优先布局国产替代产业领域,尤其是那些卡脖子进口依赖度高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市场确定性高且发展空间巨大。

其次,要建立健全相匹配的体制机制,鼓励尽职免责,为风险投资、投早投小、培育耐心资本创造更优良的制度环境。

最后,要积极主动对接资本市场、用好资本市场。不能把资本市场仅仅看作直接融资的渠道,要用好资本市场在改善企业公司治理、夯实抗风险能力、建立产业生态圈、推动资本流动和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功能。

罗新宇:一是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国有企业大部分处于传统产业领域,必须花大力气推动业务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与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转型升级。

二是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国有企业应立足自身主责主业,加强战略谋划,创新制度供给,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以更灵活多元的方式和更创新开放的模式,系统布局新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体系。构建“国资平台+国资基金+上市公司+产业园区+新型研发平台”五位一体运作模式,打造创新资本高地,培育创新资本生态,构建服务战新产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投资培育体系,通过并购重组、基金投资、基地培育、产业协同、联合攻关等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周道洪: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国资国企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国资国企应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主动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有效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作用。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落实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理流动机制,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国资国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可以扮演产业经营者的角色,主动布局科创业务,特别是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另一方面是以管资本为主,扮演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配置者、产业组织者和服务商的角色,提升国资流动性和增值空间。

当前是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机遇窗口。国有资本可以瞄准一、二级市场优质科创企业股权进行战略布局,对优质科创企业施以援手,解燃眉之急,助一臂之力,成为这些企业不以控制为目的的重要股东,呵护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这样,既优化了国资布局和资源配置,又储备了升值潜力巨大的优质核心战略资产,同时为资本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可谓一举多得。

构建新制度助力科技创新

上海证券报:《决定》提出,“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对于新制度构建有何建议?

罗新宇:一是加强原始创新项目投入支持。鼓励支持国有企业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提升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二是完善原始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实效导向的中长期激励机制和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实施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科研项目长周期考核评价等举措。对科研人员工资实行单列不受总额限制,健全容错免责机制,赋予更大科研自主权。

三是完善原始创新生态体制机制。构建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创新生态体制机制,对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搭建跨所有制、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合作平台。

周道洪:要在制度安排上对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提供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一是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多元化创新投入机制,健全支持原始创新的出资人政策,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如要求企业每年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研发费用,国资管理部门或企业集团在考核上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等。

二是提升原始创新成效的制度安排。如构建开放合作机制,建立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联盟等协同创新平台,开展产学研、企业间及国际合作。瞄准高质量的科技供给、高能级的研发平台、高水平中试验证平台、高效率的产业融合,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发力。

三是原始创新过程中的评价和容错机制。根据科技创新不确定性高的特点,构建创新评价体系、容错纠错机制和合规免责机制。

四是支持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政策。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建立国有创新资本形成、积累和深化的机制,培育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制。

五是营造优质创新生态环境,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保护创新积极性。强化创新人才培养,激发创新活力,让国有企业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沃土。

“两类公司”优化国资管理

上海证券报:《决定》提出,“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改革的具体方向是什么?会有哪些改革举措?

罗新宇:目前,央企“两类公司”形成5家转正国有资本投资公司、12家深化试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2家持续深化改革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5+12+2”格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37家省级国资监管机构改组新建近120家“两类公司”。“两类公司”深化改革,将进一步强化在产业投资、科创孵化、资本运作、存量盘活、优化监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助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重要战略支撑作用:

一是打造优化国资监管体制的“帮手”。优化重塑国资监管机构与“两类公司”的权责界面,协助推进国资监管,做好“积极股东”,赋能持股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成为提升国资运营效率的“推手”。突出资产盘活功能,推进存量国有资产接收、盘整、处置;强化资本运作功能,构建多元化“基金矩阵”,推进国有资本证券化与市值管理,打造战略资本、耐心资本与长期资本。

三是优化国资布局结构成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抓手”。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任务,落实国资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要求,服务科技创新和策源孵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能级。

周道洪: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建立健康的权益资本形成、积累和深化机制,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补给和充实权益资本。应聚焦发力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挖掘国资国企这座“金山”,致力形成与经济总量相当甚至超过的长期权益资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雄厚的创新资本、权益资本和长期资本。

在国资国企改革体制层面和顶层设计上,“两类公司”是践行以管资本为主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国有资本形成、积累和深化机制的关键环节。未来“两类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向政府主权投资基金转型,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资成分也将更多以基金方式呈现。全面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将推动建立完善国有资本形成、积累和深化机制,形成蔚为壮观的权益资本力量,成为战略资本、种子资本、引导资本、创新资本、风险资本、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源头活水,进而动员更多社会资本力量,加快全社会权益资本的形成、积累和深化进程。

蒋健蓉:设立“两类公司”的目的是理顺国资监管体制,厘清政府和经营主体的边界,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下优化国资管理。因此,深化改革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资监管部门对“两类公司”的授权管理机制,界定国资监管部门与“两类公司”之间的权责;二是进一步完善“两类公司”对其子公司的管理机制。

破解市值管理难题须立足价值导向

上海证券报:今年初,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将全面推开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考核,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国有企业市值管理的难点是什么?国有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应做好哪些工作?

罗新宇:加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国资上市公司普遍面临经营绩效和创值能力有待提升、“一股独大”导致内部制衡较弱、市值管理工具使用上仍有欠缺、市值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

市值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单一的股价管理,比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聚焦主业,持续深耕,增强核心竞争力;围绕价值创造、价值优化、价值传递推动上市公司价值提升,不断增进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等。具体操作主要涉及企业端和监管端两个层面。在企业端,以价值创造为基础,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主业,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价值管理为关键,综合运用分红、回购、增持、并购等金融工具,促进股价回归内在价值;以价值传导为保障,践行ESG理念,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在监管端,探索落实有效的市值管理考核,推动将市值管理绩效水平纳入任期考核目标。目前,地方国资监管机构正在积极构建以价值管理模型为基础的多维考核指标体系,探索落实有效的市值管理考核。

周道洪:占据A股市值规模半壁江山的国资上市公司,整体估值长期偏低,且处在历史低位。国资上市公司须深化市场化改革,练好“内功”,全面提高公司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强化资本运作,强化专业化战略性整合,加大科创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并持续优化商业模式、公司治理体系、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等,切实提质增效,同时灵活运用并购重组、资产注入、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股利政策等价值管理工具,提升市场价值;强化公众公司意识,增加透明度、能见度,并切实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让市场充分认识企业内在价值。

蒋健蓉:“市值管理”的对象并非“市场价值”,市场价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是市场化定价的结果,不但无法管理,而且应该敬畏。因此,我们提倡上市公司做“价值管理”,一字之差意义不同。“价值管理”是指通过自身努力更好地创造内在价值,从而实现价值成长,并通过价值营销来减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让市场价值更合理地反映上市公司内在价值。

申万宏源研究所近年来对上市公司价值管理开展研究,基于理论与实践,创建了包含价值创造、价值营销、价值运用和价值优化四个维度的“申万宏源价值管理钻石模型”,以期为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价值管理体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