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同整合 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 孔 玥 张一章

□ 强化内外资协同整合，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内外资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通过双向FDI循环搭建多元化、多领域的内外资协同创新网络，可进一步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有效提高内外资科技创新能力。

□ 优化双向FDI结构，增强要素吸引力。《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在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方面实现了“清零”，有助于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打造更加开放、更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则需要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 扩大国际合作面，促进双向FDI多元化。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与多元化将成为一种趋势。下一个五年，应扩大双向FDI的渠道，推动更多的双边、多边经贸投资协定签订。

□ 加强开放型平台建设，积极复制推广相关经验。应根据国际发展环境与国内需求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积极遵循WTO规则，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试点，落实相应的开放措施，实施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并在时机成熟时尽快实现复制推广，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 构建创新生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应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积极完善涉外法律法规，维护外商合法权益。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新动能、培育竞争新优势，是破解社会经济发展难题、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的过程中，双向FDI（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大重要力量。

国家外汇管理局使用“FDI”指代来华直接投资，用“ODI”指代对外直接投资，为避免混淆，本文分别使用“IFDI”（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表述。中国的IFDI流入量和OFDI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列。中国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第二大IFDI流入国，OFDI自2012年以来稳居全球第三。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利用IFDI和OFDI规模大幅上升。从中国利用FDI实践来看，双向FDI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要素提供者和市场参与者，2020年至2023年IFDI和OFDI分别从1443.7亿美元和1537.1亿美元增加到1633亿美元和1772.9亿美元，年均增长2.15%和5.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具体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双向FDI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展望下一个五年，可能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一、双向FDI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力量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双向FDI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国际资本的参与，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双向FDI作为中长期资金，凭借“价值投资”理念与“耐心资本”相契合，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例如，在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双向FDI的参与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十四五”时期双向FDI驱动科技创新的实践

第一，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双向FDI有力驱动了产业转型以及要素配置的集约化进程，为产业技术的演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2020年至2023年，我国高技术行业实际利用IFDI总额从427.6亿美元增至609.8亿美元，年均增速14.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实现双增长，分别为76.7%和32.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从2020年的6.9%增至2023年的11.1%。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拓展，从制成品向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先进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拓展。2020年至2023年，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OFDI表现显著。2023年，中国在电动汽车相关行业的OFDI达282亿美元，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表现活跃，特别是在TMT、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交易价值占比过半，比例为53%。

第二，以技术溢出为渠道集聚高端要素。双向FDI可以通过产业内部技术积累、吸收与转化再创新等方式进一步延展产业分工梯度，以直接或间接的物化形式形成隐性知识扩散，对产值贡献能力和产业内技术层级形成升级作用。IFDI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示范和模仿效应，以技术转让、服务外包、研发咨询等方式开展行业合作，从而推动被投目的地国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国引进IFDI的历程中，制造业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开放领域不断扩展，2023年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攀升至60%，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760.8亿元人民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要力量。

第三，搭建技术创新协同网络，优化产业链。双向FDI协同发展，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尤其是在研发人员等知识型要素流动作用下，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不同附加值环节从低到高的重构。外资企业通过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与国内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将境外创新资源向境内转移。2023年，国外申请人在我国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90万件，同比增长近5%；有效商标注册量突破210万件，同比增长3.4%。这表明外资企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充满信心。例如，PPG全球涂料创新中心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美国总部以外唯一的全球研发中心，该中心研发的新技术将有30%支持全球业务发展，30%支持亚太区发展，40%支持解决中国市场的前沿问题。西门子医疗在中国设立了全球研发中心，打造“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世界”模式。

第四，以人才为引领释放能动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双向FDI以学习示范、研发投入合作、人员交流培训等方式加速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产业技术革新的机会成本和人才培养周期，扩大了技术阶梯的向上空间，形成生产技术前沿面的外扩。引外资重在引“智”，外资研发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新兴技术人才“黄埔军校”的角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2012年至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从59.5万人年增加到71.6万人年，增长了20.4%，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升至18.7%。同样，恒瑞医药和百济神州等中国企业也在美国、欧洲等地建立了研发中心，汇聚全球人才，组建国际化研发团队。

三、“十四五”时期双向FDI驱动科技创新的现实挑战

第一，国际关系博弈限制要素流动。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手段，遏制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崛起，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构成了挑战。此外，全球FDI流动趋势也显示出明显的政治化特征。在逆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中，“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FDI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西方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理由，限制FDI流入，试图重塑竞争优势。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面临一定压力。

第二，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和来源结构失衡。从投资来源来看，2020年至2023年，亚洲始终是中国吸引IFDI的首要来源地；从对外投资的流向来看，中国的OFDI聚焦亚洲。这说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深度融合。此外，OFDI更多流向发达经济体，鉴于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对中国企业采取多方面限制措施，这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IFDI投资区域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与集聚效应，汇聚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备以及市场潜力巨大的东部沿海地区，2023年占比达87.1%。OFDI投资同样存在区域不均衡的情况，东部沿海地区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第三，外资研发管理机制不健全。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的发展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研发项目融入本地科研创新体系困难、研发管理机制不完善等。此外，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活动受到其与母国联系的限制，导致本地实体内的研发集中度较低，这进一步影响了外资研发中心的创新能力和自主权。具体来说，外资研发中心在项目选择与资金使用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权，这对其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和融入当地研发体系形成了阻碍。同时，由于政策执行中的种种问题，外资难以融入国内科技创新体系，导致其在获得研发资助和参与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时面临较大困难。这些问题表明，外资研发管理机制存在不健全的情况，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改进。

第四，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和渠道存在阻滞。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商业银行尚未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对传统抵押和担保方式的依赖依然较大。同时，资本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需要吸引更多耐心资本投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需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实现科技、产业、金融三类活动的高水平互动。另一方面，针对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的需求，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缺乏知识产权抵押、科技资产证券化、合同能源管理等创新产品，无法满足科技创新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尽管数字金融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其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数据供给不足、应用场景不完善等问题。

四、关于下一个五年的建议与展望

展望下一个五年，双向FDI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

第一，强化内外资协同整合，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内外资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通过双向FDI循环搭建多元化、多领域的内外资协同创新网络，可进一步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有效提高内外资科技创新能力。在行业协同方面，商务部、科技部等部门提出了多项吸引外资参与国内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旨在使其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内外资企业在行业合作、产品研发、平台共建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在产学研协同方面，中国还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协同创新，联合开展信息互通、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双向FDI将通过两种创新协同模式搭建起涵盖技术、人才、产业等要素的创新体系，推动内外资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二，优化双向FDI结构，增强要素吸引力。《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在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方面实现了“清零”，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则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的“清零”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打造更加开放、更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并推动新型工业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则需要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放宽电信、医疗、金融、数字贸易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第三，扩大国际合作面，促进双向FDI多元化。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与多元化将成为一种趋势。下一个五年，应扩大双向FDI的渠道，推动更多的双边、多边经贸投资协定签订。

第四，加强开放型平台建设，积极复制推广相关经验。在当前阶段，应根据国际发展环境与国内需求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积极遵循WTO规则，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试点，落实相应的开放措施，实施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并在时机成熟时尽快实现复制推广，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一是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港，明确自由贸易港境内与关外的基本属性，实施区港一体化管理，推动一线放开、二线管控，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商流的自由流动；二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率先构建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现代服务业法规体系，并科学编制自贸试验区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三是促进国家级经开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放宽国家级经开区的投资准入条件。

第五，构建创新生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创新生态方面，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企业内生动力至关重要。这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的协同合作。当前我国创新体系存在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基础研究投资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创新环境和文化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应积极完善涉外法律法规，维护外商合法权益。可将外资企业纳入法治管理轨道，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机制、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架构等。要健全外资企业的申报体系，通过优化外资企业的登记、申报等程序，便利外资企业的设立和投资。

（孔玥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一章系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研究助理、上海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国际标准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