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生态“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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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生态“枝繁叶茂”
推动产学研融合，筑牢创新根基；建立“全栈式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以科技创新助力河西走廊制种产业发展；打造韧性产业链，保障“奶瓶子”安全……围绕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常委、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推动产学研融合 筑牢创新根基
◎记者 孙小程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关键抓手，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他重点关注产学研融合、体育赛事经济、提振消费、青少年身心健康等话题。
我国在产学研融合发展上仍有提升空间，当前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相对较低，高校与产业之间的科研合作模式也较为单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让基础研究及高校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产学研融合上，安踏集团近年来持续深化与学界合作，以推动国内体育装备技术革新。针对产学研融合发展现状，丁世忠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顶层机制设计，明确企业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机制，形成科技研发项目“企业出题—政府立题—科研机构答题—企业落地—用户满意”的闭环机制。
此外，他建议：出台支持创新联合体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建立高价值科技成果评价和识别平台；行业领军企业要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通创新；引导企业学会并运用ISO创新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近年来，国内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全民健身热潮将马拉松、自行车、网球、铁人三项等赛事热度推到火爆的程度，也随之产生了马拉松经济和跑步消费等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
作为与中国体育产业共同成长30余年的长期从业者，丁世忠认为，应进一步引进高水准国际性体育赛事，通过高质量比赛拉动赛事相关经济发展，促进线下消费，将不断增长的体育流量变为日益升级的经济增量。
同时，鼓励各省市培育、开发原创体育赛事IP，并在场馆租赁、安保协调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与协助；汲取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管理经验，加强对大规模群众赛事的组织管理特点与规律的研究，建立健全我国体育赛事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有力支撑体育赛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目前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阵地。在丁世忠看来，应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潜能和优势，精心选择发展赛道，实现错位发展。同时，坚持发扬企业首创精神，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追求突破性创新；强化“链主”企业在产业链协同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
“希望中央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研发适用于传统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丁世忠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
建立“全栈式全链条”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记者 邓贞
“今年全国两会，我关注科研成果转化、拔尖人才培养等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高校来说，科技成果转化和拔尖人才培养是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供给。
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三大核心支撑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平台、机制、源头三方面协同发力。”丁奎岭表示，当前科研成果转化面临成熟度低、国资参与动力不足、源头创新支撑薄弱等问题，须重点构建“全栈式平台”“容错机制”“高价值科研导向”三大核心支撑。
丁奎岭认为，首要任务是建立“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高校科技成果仅有7%左右达到可工程化阶段，且产业化需经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投资转让等长链条环节。“这意味着必须由专业机构整合资源、贯通全流程”。
针对国资“不敢投”“不愿投”的难题，丁奎岭表示，须建立“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当前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成功率仅30%，若国资过度强调保值增值，必然抑制对早期硬科技项目的投入。”他认为，应允许国资适度提升容亏率，将创新生态培育、产业升级带动等长期价值纳入考核体系，真正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理念。与此同时，高校内部需配套建立“规则全、流程顺、底线牢”的尽职免责制度，明确合规操作边界，简化审批流程，为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提供“安全网”。
关于提升成果转化价值的路径，丁奎岭调研发现，高价值成果往往源自学科交叉的“无人区”。尽管“高价值、极交叉”研究面临高风险，但其成果更易获得产业界青睐。
对此，他建议将此类研究纳入“十五五”规划重点方向，通过国家、地方、高校三级联动设立专项资助，例如上海交大已投入5亿元实施“深蓝计划”，重点支持智能反应器、海上风电等跨学科攻关项目。
拔尖人才培养须“两个要变”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须打破传统路径依赖。”丁奎岭表示，当前教育体系须重点推进“两个转变”：一是要将静态化培养转变为动态化创新实践；二是要从AI单驱动转变为“AI+HI”双驱动育人。
人工智能会推动大学人才培养的变革，优秀人才也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丁奎岭认为，谁能把AI和HI（Human intelligence，即人的智慧与创造性）结合好，在办学中更深刻地认识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谁就更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和人才的中心。
“现有培养计划长期固化，重修刷分等‘内卷’现象普遍，这与创新所需的千帆竞发态势背道而驰。”丁奎岭建议，用创新链重塑教育链，将课程体系改造为“乐高式”模块化结构。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学生可根据科研项目需求，自主组合微课程、定制学习路径；30%的专业课已取消标准化考试，代之以创新成果评价体系。“我们设立‘创新创业周’，将学科竞赛升级为常态化的‘比武场’，去年学生原创项目获风险投资超2亿元，这种‘争先式’实践更能激发创新内驱力。”丁奎岭说。
针对AI技术对教育的冲击，丁奎岭认为，AI提升了教学效率，但习题库生成不了思想，算法培养不出批判思维。他以交大“智课工场”为例，展示双驱动模式：教师利用AI工具实现学情实时诊断，腾出精力开展小班研讨；《创新思维》等核心课程采用“智能系统+导师工作坊”双轨教学，AI负责知识传递，教师专注思维锻造。
“我们要求所有教授参与AI教学培训，今年已涌现出17种新型育人模式，如‘数字孪生实验室’‘元宇宙学术沙龙’等，真正实现效率与温度并存。”丁奎岭说。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
赋能产业创新
◎记者 宋薇萍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亟须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近日，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
去年10月，上海发布《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上海市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了一揽子举措。计划到2027年，上海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8000亿元，科研事业单位累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达到100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的企业超过2000家。
“我通过调研发现，在人才评价、项目评审、机构评估的传统模式影响下，目前高校院所仍存在‘重基础，轻应用’现象，应用研究不重视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在人才评价上以‘高水平论文’为标准，聚焦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工程开发仍处于弱势地位。”黄震说。
黄震认为，构建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基础研究成果，以高水平论文发表等为评价标准，将应用研究评价由以论文为导向转向以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导向，将科研人员创业企业、资本融入、吸纳就业、技术转让、税收缴纳、产值贡献等显性社会贡献纳入人才评价体系。同时，优化科研人员创业活动的人才流动机制，切实打开高校院所和企业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落实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制度。
加大科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投入，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黄震认为，如果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为九级，高校院所侧重“从1做到3”，企业侧重“7到9”，将技术产业化、链接科技与产业化之间的“4到6”往往陷入“死亡之谷”。在“4到6”的阶段，政策与资金扶持明显不足。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以合同研究为纽带，在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套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融合、相互促进的运转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相关经验，发挥政府财政资助项目的‘指挥棒’作用，加大针对‘4到6’公共平台建设的政府财政资助力度，通过概念验证、中间验证等过程，将科技新概念、新想法、新方案、新专利等‘青果子’催熟，进而撬动更多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等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帮助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黄震说。
在科技成果转化松绑方面，上海部分高校积极探索，取得了突出效果。以上海交大为例，该校将科技成果“赋权”教师团队，学校不再直接持股，其收益递延至创业成功后支付，破解了科技成果评估等复杂流程带来的低效难题，孵化科创企业175家，市场估值超1200亿元。
华东师范大学的成果转化交易金额往年约为每年1000万元，在2024年1月至8月实现了4.8亿元。
“这正是机制体制松绑后释放的市场活力。2023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探索100%全部赋权成果完成人。若创业成功，由教师团队向学校支付收益权对价；若失败，则专利转回学校抵消债务。”黄震建议，大力推广“完全赋权”，尽快修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提供有力的法规条例支撑，强化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将科技成果交给科研人员和投资持股主体，将“完全赋权”从“盆景”转变为连绵“风景”，用市场手段把高价值科技成果“挖出来”，赋能产业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
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指导组成员马忠明：
以科技创新助力河西走廊
制种产业发展
◎记者 李少鹏
过去一年，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指导组成员马忠明在河西走廊多次调研后发现，一些地区还存在农田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链较短、机械化作业率低等问题，制种产业发展面临很多挑战。
“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芯片’，种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是支撑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今年全国两会，马忠明关注的重点是河西走廊制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支持建设河西走廊国家现代种业高地等建议，期待通过科技创新助力制种产业高效发展。
“甘肃河西走廊作为我国制种玉米、花卉和瓜菜种业发展的战略要地，对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球排名前十的6家种业企业和国内21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在张掖建立制种基地，其制种产业总产值达46.5亿元。”谈及河西走廊种业发展，马忠明如数家珍。
事实上，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历史悠久，是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其光照充足、干燥少雨、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也让河西走廊被誉为“种子繁育的黄金走廊”。
通过多年努力，河西走廊制种产业初具规模。数据显示，2024年，甘肃玉米制种面积187万亩，产种量7.9亿公斤，面积和产量分别比2023年增加12.79%和14.79%，分别占全国玉米制种面积和总产量的55%和60%。瓜菜、花卉年制种面积44万亩，产种3500万公斤，分别占全国用种量的50%和70%，年出口瓜菜、花卉种子800万公斤以上，占全国种子出口量的50%以上。
马忠明表示，尽管河西走廊制种产业发展成绩喜人，但制种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还面临很多挑战。
“农田基础设施落后，建设标准低，潜在风险大。”马忠明分析称，河西走廊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对滞后，水肥一体化设施配套不齐全，土壤连作障碍突显，导致土壤理化性状恶化、病虫害发生日趋加重。同时，产业链较短、机械化作业率低也制约了制种产业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推动玉米种业可持续发展还要从科技创新方面做文章。马忠明提出建设河西走廊国家现代种业高地的建议，夯实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可按照南繁育种基地建设模式，在张掖成立国家种子繁育研发中心，加大对种子繁育基地创新能力的支持。”马忠明表示。
此外，马忠明还建议成立种业创新联盟，建立完善开放性机制，强化种子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质性合作。同时，设立外来入侵生物监测中心，加强对外引制种亲本和种子的检疫，有效阻断外来入侵病虫害传入，减少种业外来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蒙牛集团全球研发创新中心研发总监史玉东：
打造韧性产业链 保障“奶瓶子”安全
◎记者 荆淮侨
“当前，奶业面临品类多元化不足、供需均衡性矛盾和产业链韧性不足等三大挑战，亟待加快培育奶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蒙牛集团全球研发创新中心研发总监史玉东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史玉东表示，与国际领先市场相比，目前我国乳制品消费存在品类较单一、综合利用率低等短板，尤其是配方乳粉关键功能基料还受制于人，需要有关力量协力创新，打破瓶颈制约。
“从供应链角度看，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言而喻。”史玉东表示，行业龙头要带头开展基础性、原创性研发，加快解决关键原料的保障及安全问题，做大做精乳制品深加工产业，并聚焦精准营养、运动营养、益生菌等高潜力领域，拓宽行业新赛道。
史玉东表示，通过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也是打造韧性产业链的重要方式。据介绍，近年来蒙牛集团在研发创新、数智转型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其自主研发的母乳低聚糖，相继通过了中美两国审批认证，打破了国外对核心原料的垄断。
受宏观环境叠加行业周期影响，奶业正经历深度调整。史玉东表示，奶业企业一头连着上游牧场、农牧民，一头连着消费者，感触最为深刻。他建议，通过技术赋能、采购降本、金融支持等系列措施，引导上游牧场降本提质增效；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储机制，有效解决奶业周期性供需矛盾和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