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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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高志刚
王敬博
圆桌嘉宾：
上海财大-上海国投未来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余典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洪群联
中油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王增业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 芦 哲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更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展如何，面临哪些结构性矛盾，如何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本期上证圆桌邀请上海财大-上海国投未来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余典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洪群联，中油资本首席经济学家王增业，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芦哲进行深入探讨。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上海证券报：如何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特征？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展如何，有哪些优势、亮点？
余典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但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新旧产业的简单加总，而是一个相互支撑、迭代升级的有机系统。
第一，完整性是基础支撑。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形成强大的内生循环能力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也能为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提供坚实的战略纵深。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我国独有的、无法被复制的优势，也是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保持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基石。
第二，先进性是核心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先进性，实现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要求产业体系不仅要在传统产业上实现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更重要的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形成引领优势。
第三，安全性是关键前提。安全性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以及能源、资源、粮食等基础领域的稳定供给能力。
第四，融合性是关键路径。融合性发展是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培育新增长点、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关键路径。“实数融合”催生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制造与服务融合”推动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产教融合”“产融结合”等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
洪群联：近年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集中表现在：一是产业规模稳步增长，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提高5.3个百分点；三是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增强，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68%，在全球创新指数(GII)中排名第十，关键核心技术相继突破；四是产业链韧性和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工业机器人、芯片、半导体设备等国产化率、自给率不断提高。
王增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本方向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根本驱动力来自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实现。
芦哲：我国的核心优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亿人口构成的统一大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和规模化降本空间。任何一项创新在中国市场经过验证后，都能够快速实现商业化落地。二是全产业链配套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三是工程师红利。每年超过400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专业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仍面临结构性矛盾
上海证券报：当前我国产业体系正处于从“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您认为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结构性矛盾是什么？
余典范：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如果只盯着“卡脖子”技术或产能过剩，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主义或行政干预陷阱。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创新激励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可能是导致我们既在关键技术上难以实现颠覆性突破，又在一般性产业领域反复陷入低水平产能过剩的真正症结所在。
洪群联：当前产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多重问题交织：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突出短板，产业链存在断链风险，部分行业难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剩产能集中于低附加值、高耗能环节，导致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错配，挤压新兴领域和高端制造业的资源空间，抑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核心技术自主供给能力与产业向中高端攀升的需求之间不匹配。破除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科技创新，要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王增业：产业发展最终要解决内外两种深刻影响转型进程的矛盾：安全根基不牢，则强链目标难以实现；内部转型不畅，则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和市场优势。
从外部来讲，结构性矛盾主要聚焦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如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一矛盾解决不好，产业向高端攀升就会受制于人。
从内部来讲，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发展方式需要尽快从传统规模扩张型、“内卷式”发展转向体现新质生产力特点的高质量发展。随着市场饱和，产能利用率降低，规模扩张红利消失，需通过要素再配置、技术扩散与产业链协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就是以绿色、低碳转型等方式降低负外部性，通过整体规划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控制地方债务、重复建设等内部损耗，由此解决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实现整体效率边界外移。
芦哲：最紧迫的核心矛盾在于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并存。这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有效供给”的结构性错位。传统领域陷入同质化内卷，企业只能通过价格战维持生存；而高端赛道，如高端芯片、先进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等依然高度依赖进口。这一核心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化解，将产生深远影响：产业发展可能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转型进程出现慢步走甚至原地打转。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上海证券报：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尚未形成主导的现实，“十五五”期间应如何系统推进“老树发新芽”与“新苗育成林”的协同发展？
余典范：一是推动数智技术赋能的协同，促进数字技术对全产业链的整体渗透。改变过去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视为“两张皮”的做法。重点支持通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平台的发展。在推动这些技术升级的同时，放大其赋能效应，通过相关政策支持，促进数智化技术深度嵌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升级全过程。
二是推动产业链协同，构建“链主”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的产业生态。传统产业中的链主企业是维护产业链稳定的“压舱石”。应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数据资源、牵头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带动链上的新兴科技企业成长。同时，新兴产业的突破也能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三是协同优化要素配置，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核心在于引导数据、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存量升级与增量突破间形成高效、良性的循环。激活数据要素的催化剂作用，鼓励传统产业开放应用场景，以高质量的行业数据反哺前沿技术；同时，支持数字技术企业以算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形成“场景—数据—技术”的闭环。发挥资本与人才的“双轮驱动”效能。通过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精准支持颠覆性技术“从0到1”的孵化与传统企业大规模技改的长期融资需求。改革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具备前沿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并大规模推动存量劳动者的技能升级。
洪群联：一是技术协同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通用型技术是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重要技术来源，支持传统产业开展“智改数转网联”，加快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技术扩散应用，推进技术双向渗透。
二是人才协同发展，传统产业蕴含大量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推动工程师、科学家在两类产业间交流互用，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三是场景协同发展，传统行业为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提供真实落地的应用场景，积极推进制造业、交通运输、物流、农业等传统产业开放应用场景，牵引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王增业：对于传统产业，核心是实现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转变，为新兴产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供应链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推动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从而巩固并提升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核心是实现从“有没有”到“强不强”的跃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并加快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同时，要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探索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芦哲：对于传统产业升级——“老树发新芽”，核心策略是技术改造引领与绿色转型并重。技改引领的重点不在于简单的关停并转，而在于数智化改造。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并非注定是夕阳产业，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进行全流程重塑，传统产业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焕发新生。绿色转型同样不可或缺。传统产业是碳减排的主战场，占全国碳排放的70%以上。通过工艺升级实现低碳化，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获得新市场准入的关键。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即将全面实施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出口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新兴产业培育——“新苗育成林”，核心策略是场景驱动与产业链耦合并举。场景驱动意味着新兴产业不能闭门造车，产业链耦合则强调新老产业的共生关系。需加快开放自动驾驶示范区、低空物流试点、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等，让新技术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升级。引导新兴企业为传统企业提供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形成“以新促老，以老带新”的良性生态。传统企业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市场渠道，新兴企业掌握前沿技术，两者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上海证券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哪些关键制度创新？如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余典范：一是政府从“选择性扶持”向“制定规则”角色转型。技术路径日益复杂、市场瞬息万变的前沿领域，传统由政府“挑选优胜者”的发展模式极易导致资源错配、抑制颠覆性创新。因此，政府的核心职责须从选择性扶持特定企业，转向普惠性改善制度环境。特别是需要确立“竞争中性”的法治基石，通过法律形式，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产权保护上一律平等，彻底清除妨碍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让市场真正成为发现和筛选先进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为创新活动提供市场自身难以提供的公共品。如在基础研究领域，为非共识、长周期的探索提供普惠性税收激励；在成果转化方面，立法保障科研人员的职务发明收益权，激活“知本”向“资本”的转化；对于新兴业态，推行“沙盒监管”，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颠覆性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受保护的试错空间。
二是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的本质在于重塑产权、竞争和激励这三大市场经济的基石。在产权界定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权新框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重点健全无形资产特别是数据与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与流转机制。建议在国家立法层面稳步推进，明确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运行模式。在保障原始数据主体权益与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加工者与产品开发者的创新活力。在公平竞争方面，破除壁垒与强化反垄断执法。全面实施基于业务功能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彻底清理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隐性门槛。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重点服务领域，应允许各类资本平等进入，以发挥“鲇鱼效应”，提升行业整体效率与服务水准。同时，应构建“穿透式”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体系，将监管重点从传统市场份额指标，延伸至数据垄断、算法共谋、平台强制“二选一”等新型竞争障碍。加强反垄断机构的独立性与调查权，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在激励创新方面，从事前补贴转向事后奖励与风险定价。政府应减少直接的事前产业补贴，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激励与风险定价机制。可推广基于创新绩效的普惠性税收政策，将部分产业扶持资金转换为针对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产出与技术转化收入的税收减免。设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创新账户”，自动归集研发与成果数据，简化优惠申领流程，使激励精准直达创新主体。同时，构建多层次、高效率的风险定价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市场，通过税收优惠与畅通退出渠道引导“耐心资本”投入。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真正将企业上市审核权交还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创新企业的筛选与扶持功能。
洪群联：从有为政府角度看，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进一步增强政策协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政策转型，引导资源流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对接；另一方面，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从有效市场角度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切实调动各类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王增业：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确保“放得活”。重点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资源整体向高效部门集聚，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到“管得好”，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积极作为，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与监管作用。建议重点推进以下方面：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战略规划和统一标准引领；二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四是创新监管模式，特别是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与监管框架，让技术安全、可靠地赋能经济发展。
芦哲：在科技金融方面，建立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体系。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完善科创板、北交所等资本市场功能，畅通创新资本的形成和退出渠道。同时，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在新型举国体制方面，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政府、企业、市场协同创新机制。政府的作用在于明确技术攻关方向、组织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企业的作用在于承担研发主体责任、推动成果产业化；市场的作用在于检验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优胜劣汰。三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方面，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释放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倍增效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共享。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需要明确各自定位。有为政府的重点在于补位：负责基础研究投入、技术标准制定、公平竞争环境维护，以及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普惠性”转型。有效市场的重点在于定位：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让优胜劣汰决定企业未来。
形成区域特色产业体系
上海证券报：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下形成区域特色产业体系，避免地方在热门赛道上一哄而上、重复建设？
余典范：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国家战略区的功能分工。中央层面加强全局性统筹，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区域，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功能定位与战略引导，通过国家级重大平台布局、区域性政策工具如税收、用地倾斜及跨省协调机制加以落实和强化，塑造梯次衔接、功能互补的空间结构。二是推动地方产业选择从需求导向转向能力导向。地方政府应打破盲目追逐热点产业的惯性，深入评估本地资源禀赋、科创基础、产业生态与区位条件，精准识别自身在国家战略和区域协作中的功能定位，而非脱离实际盲目追逐热门赛道，从而真正发挥比较优势、嵌入全国价值链。三是创新协同机制，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与成本分担体系。推广“飞地经济”与合作园区，完善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税收分享、GDP统计、政绩考核机制，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与协同共建。设立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基金，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重点支持打通区域间技术链、供应链堵点的关键项目。推动区域内市场标准一体化，率先在环保、技术、准入等领域实现规则对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与功能深度融合。
洪群联：一是强化规划统筹，通过发展规划、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明确不同区域的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二是深化分工协同，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支持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托自身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三是深化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立遏制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冲动的约束机制。对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加快探索建立产业投资监控机制，健全国家产业布局规划指导和“窗口”指导。
王增业：一是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时，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二是改革考核与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扭转追求热门赛道数量、忽视发展质量的倾向。三是引导各地基于自身禀赋，在产业链中进行更精细的环节分工，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正视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禀赋差异，给予地方因地制宜自主发展的空间。
芦哲：一是强化主体功能分区。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引导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能源富集地区可发展新能源及储能产业，物流枢纽地区可发展供应链服务，科教资源集中地区可发展研发设计和科技服务。
二是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让产业链条上的各方能够实现税收与GDP的合理分成。当前，产业转移的一大障碍就是税收归属问题——转出地担心税源流失，转入地缺乏承接动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可以有效破解这一困局，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产业格局。
三是改革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重点从产业规模转向创新成效。当前以GDP为核心的考核导向，客观上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产业规模扩张，但忽视了产业质量和效益。应该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把精力放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创新能力上，而不是盲目招商引资、重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