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隐私 ——读《论隐私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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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隐私
——读《论隐私与技术》
◎郑渝川
美国隐私法专家丹尼尔·J.索洛夫所著的《论隐私与技术》一书，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当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隐私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以及法律监管就此出现的严重缺位。
作者在本书的开篇就明确提出，尽管美国和欧盟在不同层级上颁布了一些保护隐私的法律，但是不仅不够有力，而且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将隐私管理的责任过多地推给缺少时间和专业知识的个人。法律在面对数据生态系统的权力和结构问题时，往往显得迟滞被动，无法追究技术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责任，许多强制规定因此沦为一纸空文。
这种监管失灵的背后，是一种源自经典经济学的错误假设：“理性经济人”模型。法律通常预设，只要人们被赋予了选择权，他们就能保护自己不受欺骗和操控，并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明智的决策。然而，在数字技术主导的世界中，这一假设早已坍塌。用户往往会在不知情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轻易地交出隐私，并且对其后果并不知情。很多情况下，数字技术企业会胁迫用户要么接受牺牲隐私，要么就不能享受数字服务，制造出所谓的表面上的赋权。
作者认为保护个人隐私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个人隐私的保护不仅关乎个体，更关乎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健全的隐私保护机制，有助于构建一个权力分配更公平、运行更高效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隐私保护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很多重要角色。一是限制政府和企业权力。二是尊重个人选择，实现其人格尊严。三是进行声誉管理。作者指出，这里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要保护人们免受虚假信息侵害，另一方面要防止某些真相被过度披露，从而对个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四是保持适当的社交边界。五是维护信任，尤其是个人与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的业务交往中的关系信任。六是关乎个人生活的公平决策。此外，隐私保护还涉及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确保民众基于其真实意愿参与政治，以及为亲密关系提供必要的安全空间等。
然而，现实却充满矛盾。尽管几乎所有的科技型企业都承诺尊重用户隐私，但是它们普遍在实践中过度收集、使用乃至转让用户信息，并且还借助“框架效应”和精心设计的话术，对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进行掩饰。例如，一些数字服务商利用用户不愿为保护隐私支付额外费用的心理，诱导其放弃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交换获取所谓增值服务。这种操作表面上看是用户在选择，实则是在预设的选项中做出被动妥协。正如作者所说，“技术的创造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本身就在主导用户与技术互动的模式，无论是用户“免费获得”“免费但牺牲隐私获得”，还是“付费获得”某些数字服务的方式。
事实上，企业经常采用所谓的知情许可花招，诱导用户在面对繁复的隐私通知、默认数据使用通知、访问和更正其记录通知时，不加细读就机械地点击“同意”。这些文件往往充斥着法律术语与技术性表述，普通用户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充分理解其内容。结果，用户对于自身隐私让渡的后果、企业如何使用其数据，以及潜在的风险和危害几乎茫然无知。这就使得所谓的保护隐私成为一种错觉。对此，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应停止将隐私保护的责任转嫁给个人的做法，应当由立法者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设定隐私保护的清晰边界，并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企业行为，而不是让个人来承担选择以及相关问题的责任。
在书中，作者还驳斥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两种常见谬论。
其一，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些企业通过游说集团让立法者以及监管部门相信，无需监管的介入，市场和技术会自行完善对用户隐私的保护。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所谓的自律往往只是一句口号。
其二，监管会扼杀创新。对此，作者反驳道，科技型企业在隐私法合规方面的支出仅占其整体利润的一小部分，并未对其技术创新构成障碍，问题在于动力而非能力。作者犀利地指出，科技公司对外讲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在宣传营销中，他们高调宣布科技创新的力量，自称无所不能；但对于哪怕是最温和的监管，也会高喊合规困难。
那么，为什么公司不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满足监管要求呢？因为，为了合规而创新，并不像追逐利润时那样充满吸引力。对这些企业而言，问题在于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那些以‘解放技术’为名反对法律监管的声音，实质是要求社会对强大公司让步，让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有一种基于乐观主义的技术中立论宣称，包括AI技术在内的技术是中立的，与人类意识形态无关，不受人类偏见的污染，没有动机或情感，不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或者蓄意为恶。对此，作者明确指出，这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技术是人类设计的，人的目标和欲望常常嵌入其中。事实证明，许多算法都带有设计者以及数据来源方的偏见。
作者还在书中深入讨论了技术变革背景下，多个维度的隐私权保护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记忆与欲望。数字存储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存储大量信息，并且不遗漏任何信息变成可能。其中，就有大量数据与公共利益无关，也非用户有意留存，但却被企业较为完整地保留。作者认为应当通过修正立法来防止永久性数字记忆，切实尊重用户的删除权，并且让企业履行数据最小化义务。
事实上，大量与公共利益无关，同时不涉及他人敏感利益的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后，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不当披露，用户的日常生活细节便可能被较为完整地拼凑出来，进而对用户的安全形成威胁。更要警惕的是，这些过度收集、存储以及不当使用的信息，对于很多企业增强对用户的操控，开展营销骚扰创造了便利，更可能演变为新型社会风险的温床。
总而言之，本书不仅深刻揭示数字时代的隐私危机，更发出了行动呼吁。作者以其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清晰的逻辑，破除了技术中立与市场自律的迷幻。在算法日益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隐私保护亟需一场从“个人自保”到“制度问责”的范式转变。唯有通过强有力的法律规制，将责任重新锚定于拥有巨大权力的技术平台，才能构筑起一道坚固防线，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这本书的警示与洞见，值得每一位身处数字洪流中的公民、立法者与企业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