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不是事故，是技术革命的必经一幕——读《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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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楷昕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卡洛塔·佩雷斯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早已给出系统答案。作为新熊彼特学派代表，她梳理了两百年间五次技术革命，总结出清晰的周期规律：每半个世纪一轮技术革新，必然伴随资本狂热与泡沫积聚。
站在2026年的当下，我们正处在这个周期的破局关口上。历史的经验是：没有痛苦的转折，就没有全民共享的繁荣。比起纠结AI是否属于泡沫，更关键的是要看清我们正处于剧本的哪一幕，并思考如何主动接住那个即将到来的转折点。
被浪费的钱铺出未来的路
看着钱被烧掉的过程，往往让人愤怒或者绝望。但透过历史的后视镜可以看到，那些当时显得最荒诞的浪费或疯狂投资，常常正是下一代基础设施被铺就的方式。这是佩雷斯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技术革命真正铺出物质底盘的时刻，不是冷静的规划期，而是疯狂的狂热期。
1798 年英国运河热潮最终以金融恐慌收尾，大批运河企业股价归零，投资者血本无归。但这套仓促建成的水运网络，支撑了英国工业长达五十年的物资流通，成为工业革命核心物流干线。
1847 年英国铁路热复刻了相同路径。英国议会一年内批准的铁路里程数，相当于此前所有年份的总和；到狂热末期，大量企业成立只为炒作股票套现。泡沫破裂后大量铁路公司破产，可完整铁轨路网留存下来，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繁荣的底层硬资产。
距离当代最近的案例是2000 年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当时铺在欧美地下的光缆，真正被使用的不到2%；破产清算时光纤资产仅能收回一成成本。今天回头看，那批“暗光纤”在十多年后被移动互联网、流媒体、云计算彻底点亮，构成了今天每一次视频通话和模型训练背后的物质骨架。
佩雷斯将金融资本在狂热阶段的角色称为“创造性破坏的推动者”。其内在逻辑并不复杂：当旧范式末期优质投资机会耗尽，巨额过剩资金急需寻找高回报出路，而此时，新技术早期赢家的成功便成了极具诱惑的样板。于是，这些资金被吸入新范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把单个企业不敢投、政府没动力投、市场分散无力投的巨量资产，在一场看似非理性的狂欢中集中砸了出来。这既是市场的失灵，也是市场的奇迹。
狂热周期不只是搭建硬件，更批量培育软性产业资源，包括大批熟悉新技术的工程师、接纳创新产品的早期用户、逐步完善的上下游供应链。光纤泡沫破碎后，通信、软件行业成长起来的技术人才，成为后续Web2.0、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核心力量。
把这个判断放到当下的全球AI投资热潮中，围绕AI产业的“算力军备竞赛”、动辄上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扩建，未必都能产生投资回报，但相当一部分会沉淀为基础设施。在AI泡沫顶峰投资的人或许无法保本，就像1847年“铁路热”顶峰的投资人一样。但铁轨留下了，光纤留下了，数据中心也大概率会留下。这正是泡沫被低估的功能：它以一种低效却有力的方式，为下一个时代铺就了物质底盘。
黄金时代始于规则重塑
与大众的认知不同，佩雷斯认为，黄金时代从来不是繁荣的延续，它往往发生在狂热退潮与深度重构之后。让一段技术狂热真正变成几十年的普遍繁荣，靠的不是市场把破裂的部分自己缝合好，而是通过深度调整与重塑，建立起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
汽车产业是典型例证。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时，美国汽车普及率仅32%，当时市场普遍判定汽车产业增长见顶。但在经济大萧条后的数十年间，公路、电网、家电产业同步普及，配套零售、服务业全面兴起，到1970 年汽车普及率突破70%，汽车产业真正走进普通家庭。
狂热退潮和黄金时代之间的连接，靠的不是市场自我修复，而是制度重构。佩雷斯在书中把这一环节命名为“转折点”。
为何重构往往发生于周期谷底，而非繁荣之巅？因为在狂热期，各方皆将增长的不可持续视作暂时的问题；只有当现实的痛感逼近，或者被危机的阴影笼罩时，那些在繁荣时被否决的政策选项才会突然变得可行。1929年的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与社会保障体系，二战后则迎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福利国家制度。这一系列制度重构的核心，在于将金融资本重新锚定于实体生产，并通过收入再分配消化过剩产能。若无这一整套制度，技术潜力便无从释放，因为大众没有购买力来承接新产能。
需要强调的是，佩雷斯笔下的“黄金时代”并非空洞的修辞，而是一段可被丈量的历史：战后美国的中产阶级跃升为社会主体，蓝领工人靠一份工资就能买房、供孩子上学。在这几十年间，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实现了罕见的同步增长。这种“增长红利由大众共享”的繁荣图景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它绝非技术发展的自然馈赠，而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人类社会通过一整套深刻的制度重构所结出的硕果。
金融与生产，资本的两副面孔
要看懂技术革命的剧本，关键在于区分两类主角：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佩雷斯在书中给出了直接的定义：金融资本以“钱生钱”为目标，持有流动性财富，本质上是财富的再分配者。它天然无根，随时可以转换阵地；而生产资本则致力于通过生产商品或服务创造新财富，它扎根于具体的产品、工艺与供应链，撤出代价极高。正如熊彼特所言，资本主义是通过借贷实现创新的私有制经济形式。企业家有创新的能力但缺乏资金，金融家掌握资金但需要寻找标的，两者必须通过“借贷”这座桥梁紧密相连。它们就像车之两轮，相互依赖，共同推动着技术与经济的向前运转。
而这两个轮子的相对位置，在每一幕里都不一样。在技术革命爆发初期，金融资本与新生的生产资本处于相互依存的“恋爱期”。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是，率先承担早期高风险的，往往不是规模化的旧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的边缘力量，如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由于旧设备与旧供应链构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现有的生产资本反而趋于保守。例如1971年微处理器问世时，传统银行因无法理解芯片逻辑而退场，反而为硅谷风投生态的崛起留出了广阔空间。
然而进入狂热阶段，金融资本开始迷信自身能够脱离生产、独立创造财富。它通过杠杆收购等复杂工具，将现成企业异化为投机筹码，导致资产估值与真实利润严重脱节。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便是这一阶段的极端样本。这一阶段，正是两大资本的“脱钩”。
脱钩引发市场出清与制度重构，监管将金融资本重新锚定于实体经济。随后进入协同阶段，金融资本回归辅助角色，资金精准滴灌生产端，驱动产能、就业与市场的全面扩张，佩雷斯称之为“愉快的联姻”。
到了成熟阶段，生产资本因沉重的资产沉淀趋于保守，金融资本则因利润空间收窄而再度焦虑。它们或追逐海外高息资产，或押注下一轮技术颠覆，在寻找新出口的过程中，悄然为下一轮浪潮埋下伏笔。
第五次浪潮卡在了半路
佩雷斯纵横对比研究的五次浪潮，每一次大约持续半个世纪。第五次，也就是信息革命，从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开启纪元算起，到2026年已经55年。按这个节奏，它本该早就跨过转折点，进入她所说的“黄金时代”，然而当下全球经济却矛盾重重。她将其归因为三层障碍：
首先，技术革命本身的独特性。前四次技术革命替代的是体力劳动，而第五次技术革命首次替代脑力劳动，社会适应成本大幅提升；互联网商业化滞后芯片诞生二十余年，叠加全球化分工，技术扩散带来的利益分配矛盾更加复杂。
其次，背景因素的制约。寿命延长让习惯旧逻辑的商业精英拥有话语权，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民被压在“玻璃天花板”下，甚至因现实受阻而逃避至元宇宙或加密货币中。
最后，金融与生产的持续脱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巨额资金且未附加流向实体经济的条件，导致金融机构继续押注衍生品，资产所有者越来越富，工薪阶层实际购买力越来越弱。数字巨头的利润也大量流向虚拟领域，而非真实的社会需求。佩雷斯警告，这犹如20世纪初沉迷金融与殖民贸易而忽视本土工业升级的英国，正让真正的“协同阶段”无限延期。
然而，佩雷斯强调，转折点并非宿命，而是取决于政策与制度的选择。正如凯恩斯所言，真正的复苏需要贷方与借方重新达成一致。佩雷斯总结出三大亟待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账面财富与真实财富创造能力的脱节，须靠严格监管拉近；二是巨大生产潜力与现有需求的不匹配，须靠收入再分配来消化；三是富裕国家与深陷债务国家之间的鸿沟，须通过有效的债务重组与多边协调，将后者重新拉回全球增长轨道。
第五次浪潮卡在半路，意味着剧本仍在继续。当下，AI热潮是这一幕里最耀眼的演出，但它的命运取决于演出的下半段：金融资本是不是被重新纳入秩序，资金是不是真的流向了实体生产，技术的成果是不是惠及了大多数人。
当“这次不一样”与“分明就是1999”的争论甚嚣尘上时，纠结于“泡沫会不会破”已失去意义。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狂热退潮，我们能否接得住下一场真正的转折？泡沫从来不是事故，而是系统失衡的必然释放。决定未来的，不是市场是否会出清，而是我们能否主动重构规则，将技术红利转化为真实的民生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