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繁荣与失衡：从“大拉平”到“大背离”——读《失衡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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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繁荣与失衡：从“大拉平”到“大背离”
——读《失衡的繁荣》
◎夏学杰
在关于美国经济的公共叙事中，长期充斥着两种极端对立的声音：一种将其描绘为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交相辉映下的必然繁荣；另一种则在近半个世纪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面前，哀叹“美国梦”的褪色与资本主义的必然溃烂。彼得·林德特与杰弗里·威廉姆森合著的《失衡的繁荣》以一种近乎冷峻的考古学姿态，驳斥了这两种假设。本书以长达360年的宏观视野，构建了一套详尽的量化历史档案，其结论颇为新颖：美国的繁荣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而美国的平等则远比我们以为的脆弱。在这片充满“失衡”的土地上，效率与公平并非宿命般的仇敌，而是在历史潮汐中等待着被政治智慧和勇气捡起的“百元钞票”。
被掩盖了两个世纪的繁荣
长久以来，传统经济史教科书总爱为美国经济绘就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从1776年的制度奠基，到19世纪末的工业追赶，再到二战后的霸权确立，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后来居上”的经典剧本。按照这种叙事，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一路领跑，而美国直到1850年水晶宫博览会后才猛然惊醒，开始奋起直追，最终在20世纪完成超越。
然而本书用扎实的数据推翻了这一固有认知，揭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真相。美国在人均购买力上的优势，其实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确立。早在殖民地时期，这片土地上普通自由民的工资就已经让英格兰工人望尘莫及。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尽管北美殖民地奴隶的处境比苏格兰或爱尔兰最穷的人还要糟糕，但普通人的工资水平却远超英格兰。而这一观点也在本书中得到了证实。这意味着，著名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关于美国人均收入直到20世纪初才赶上英国的论断，至少偏差了整整两个世纪。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长期被遮蔽的领先优势？又是什么导致了历史记忆的断层？作者在全书中引入了“三次挫折”理论，将独立战争及其后的动荡、南北内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视为关键转折点。这三次剧烈的内部撕裂硬生生打断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使其相对于英国的人均收入大幅跳水，从而在历史的横截面上制造了“英国始终领先”的错觉。
这绝非一次简单的统计学修正，而是对美国历史逻辑的深层解构。它告诉我们：美国的繁荣并非源自某个神圣的建国时刻，其领先地位是先于制度建构而存在的自然馈赠与殖民地经济模式的结果；而它随后的挫折，恰恰是制度内部矛盾的剧烈爆发。正是这种“领先，危机，再领先”的曲折路径，为理解美国后来的不平等演进埋下了伏笔。
收入法背后的全景社会图谱
本书作者摒弃了传统的以生产法或支出法测算GDP的路径，转而采用一种更为古老的方法——收入法。他们承袭了威廉·配第和格里高利·金在17世纪开创的“政治算术”传统，通过核算不同职业、阶层、种族、性别及地区的自由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乃至奴隶留存收入，构建起一个宏大的名义GDP框架。
这一选择具有方法论上的深意。理论上，无论哪种方法得出的GDP，其总量理应一致。但收入法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总量数字，而且还揭示了收入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的动态图谱。书中借此辨析了“财富”与“终身资源”的本质区别：财富只囊括非人力资产，而收入流不仅包括劳动报酬，更隐含了对教育、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的长期回报。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种终身收入的不平等，远比静态的财富集中更具社会学意义。
书中指出，当前关于收入差距的争论，往往忽视了平均寿命上升带来的巨大平等化效应。随着寿命延长，人们通过累积技能与能力所获得的收入能够贯穿终身，这种“自我投资”的收益也因此被更广泛的人群所分享。这一视角将不平等的讨论从狭义的财富分配扩展到了生命质量层面。它让我们意识到，“效率”不仅关乎生产效率，也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联。
两次“大背离”与一次“大拉平”
利用这套收入法工具，作者勾勒出美国不平等程度呈现出的“U形”变化轨迹，精准记录了美国从18世纪的“穷人天堂”演变为21世纪“富人天堂”的两次大背离。
第一次大背离发生在1800年至1860年间。那是一个被浪漫化了的边疆开拓与工业萌芽的时代，但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不平等程度首次急剧扩大的时期，其扩大程度堪比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情况。与传统认知不同，当时不平等加剧的主因并非如今的财产性收入飙升，而是更为广泛的结构性矛盾：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技能溢价的上升、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以及南北经济模式的深刻分野。这是一场基于地理、种族和制度裂痕的全面失衡。
随后，美国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大拉平时期”。从一战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作者认为，这是战争冲击、政治天平左倾、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严苛的金融监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期间，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占比断崖式下跌，底层50%人群的生活境遇显著改善。这不仅是一段经济史，更证明了政策选择的巨大空间：在危机面前，极端的市场逻辑让位于社会福利的扩张，而这一过程并没有像保守派担忧的那样扼杀经济增长。
然而，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第二次大背离宣告了平等黄金时代的终结。作者指出，这场新的两极分化并非技术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高度政治化的产物：大众教育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丧失了全球领先地位，1980年以来的金融去监管化释放了资本的逐利性，而累退式的减税政策则加速了财富向富裕阶层的集中。美国并未被某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铁律”诅咒，而是被一系列本可避免的政策选择推向了失衡的边缘。
六种力量的交织
本书明确否定了不平等起伏由任何单一技术或经济变量决定的宿命论。作者认为，真正驱动这一变化的是政治、人口、教育、贸易、金融和技术变革这六种力量的复杂博弈。这种开放的历史观蕴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既然不平衡不是由冰冷的规律所致，那么它就理应被归咎于人类的政治抉择。
在这六种力量中，本书对美国的“金融化与不平等”相关性剖析尤为深刻。它揭示了一种跨越历史的对称性：无论是20世纪初还是21世纪初，金融业的高速扩张都伴随着顶层收入的急剧膨胀；而在大萧条及战后的严格监管时期，金融从业者的收入与财富占比则显著下降。这种“繁荣—泡沫—危机—救助”的循环，构成了一种逆向的财富转移机制：当危机爆发时，代价往往由全社会承担，通过向普通阶层隐形征税来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从而导致底层民众面临失业和进一步的贫困。
此外，教育领域的退步也受到了严厉的审视。20世纪70年代后，当其他国家的教育水平逐渐超越美国时，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却陷入停滞。这不仅仅是技能的滞后，更是社会流动阶梯的断裂。在政治进程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的背景下，对人力资本的均等化投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不平等现象在代际之间的固化。
基于六种基本因素，书中对2050年之前收入不平等趋势做出了预测。其中，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劳动技能的再次提升，有望在短期内小幅降低不平等程度。然而，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贸易竞争，将长期加剧这一趋势，而技术变革的偏向性和金融业的不可预测变化，也将导致不平等状况出现波动。本书的研究也暗示，不平等之所以在美国显得尤为独特和顽固，不仅在于贫富差距的绝对数值，更在于其政治体制缺乏将资源从富人向穷人转移的意愿。
在穿越了沉重的历史长廊之后，本书的结尾并未落入悲观主义。它勇敢地挑战了经济学界根深蒂固的“效率与公平”二元对立假设，即任何促进平等的政策都必然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本书以跨越几个世纪的数据证明：无论是在过去360年的美国，还是在过去150年的世界，收入平等化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本书不仅诊断了问题，还开出了一套旨在提升“收入下限”且不损害经济活力的具体药方。首先是改善公共教育投入，以提高底层劳动者的技能。这条路径曾在19世纪让美国受益，如今却因制度僵化而受阻。其次是征收高额遗产税，以消除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书中引用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实践表明，对世袭财富征收重税并不会拖累GDP增速，反而可能释放因继承而消沉的劳动力潜能。最后是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3年至1999年间所做的那样，通过抑制金融泡沫和预防危机，在长远上既降低了不平等，又防止了潜在GDP的流失。
作者将这些机会比作“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百元钞票”。这个隐喻点出了全书的终极困境：既然存在既能促进平等又不损害增长的政策，为何却对其视而不见？答案在于权力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对大众教育的压制、金融资本对监管放松的游说、精英阶层对遗产税的抵抗，这些政治壁垒使得弯腰捡起这张钞票变得异常艰难。这不禁使人想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断：绝不能允许资本家统治国家，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公众的经济利益是相反的。
本书的思想重量不仅在于它重构了美国收入史，更在于它传递出一种理性乐观：当下的不平等并非天定，也非技术进步的必然代价，而是特定制度与决策的历史产物；昔日的“大拉平”黄金岁月亦非运气，而是政治决心与制度建设相互成就的正向回馈。历史的钟摆不会自动回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无须寄望于虚无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而是需要当代人从历史的镜鉴中汲取清醒的勇气，克服重重阻力，拾起那些被偏见和利益遮蔽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