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斌

  东京不仅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教育和文化中心。自明治维新由京都迁都东京以来，虽然先后遭遇过关东大地震和二战末期美军的狂轰滥炸，但战后东京的发展却一骑绝尘，令日本其他大城市望尘莫及。东京的功能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仅列一个数据就够了：东京的商务楼面积比大阪、横滨、名古屋、札幌、福冈和仙台等六大城市之和还要多出27.9%。既然各大企业如此趋之若鹜，东京的商务楼租金水涨船高势所必然，比名列第二的大阪高出47%，比札幌则高出一倍以上。由于东京的功能过于集中，城市极度膨胀，日本国内要求对东京“消肿”甚至迁都的呼声不绝于耳。如今一股来自市场的强大力量，正在加速东京的“消肿”。

  东京的丸之内地区是日本最大和最集中的中央商务区（CBD)，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大企业。长期以来，在日本企业家眼中，在那里设公司总部就是成功的标志。但近年来丸之内地区的办公楼空置率已在攀升。去年5月开始投入使用的一栋38层办公楼，半年后居然入住率只有60%。过去常常是一室难求的中央商务区，如今则“招租”广告比比皆是，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三菱集团办公楼在该地区具有标杆意义，但三菱如今却在打算将总部迁出了。日本邮轮公司是最早创立该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早在两年前该公司就将管理集装箱货轮的航运和收支等总部业务迁至新加坡。由于日本没有一个港口的集装箱业务跻身世界前20名，所以日本邮轮公司的集装箱船根本都不停靠日本。与其遥控指挥，还不如就近管理，这样无疑可以提高效率和反应速度。

  三菱造纸公司则于去年7月将公司总部从丸之内迁往墨田区，因为那里的商务楼租金要低得多。由于进口纸张急剧增加，公司的成本明显上升。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再加上其客户从集团内部以及国内大幅度转向国外，迁出丸之内就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日本企业根本不必考虑如何拉动需求，国内的业务就做不过来。在中央商务区设立公司总部，对企业来说显然有利于与政府部门和银行保持最畅通的渠道。但随着生产越来越多转向海外，东京的公司总部就逐步呈现空心化趋势。

  从2002年至2011年，相继迁出丸之内的公司总部多达8823家。而前年发生的“3·11”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强烈海啸，更加快了这一进程。地震发生之际，许多公司老总都不得不考虑以下现实问题：余震将持续到何时？核电站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电力短缺状况何时能够解决？显然这些都远非马上能够见效的，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用脚投票是本能的选择。

  在信息化时代，空间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企业总部还有什么必要非得去挤东京中央商务区的独木桥？大阪某些商务楼的租金仅为东京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对企业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外资企业，对他们来说，东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当时不仅大阪各商务楼挤得满满当当，酒店也被临时改为办公楼，要求租借一至三个月的电话咨询络绎不绝。有的企业一开口就要租可供150人办公的面积，下手最快的企业在地震发生一周后就在大阪租下三栋办公楼开展业务。截至去年3月底，东京市中心五个区的商务楼空置率攀升至前所未有的9.19%。相反，大阪则成了日本大企业新总部的首选，于是大阪商务楼建设一派红火，与东京形成了巨大反差。

  从企业的功能来说，大企业如此高度集中于东京的中央商务区，显然也不利于分散风险。过去大企业更看重面子，如今企业终于想通了：面子一文不值，降低成本才是硬道理。大企业都扎堆东京中央商务区，这还造成了众多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做出盈利预期。

  日产汽车公司于2009年将其总部从东京银座迁至横滨，在那里的2800名员工中，外籍员工仅为一成左右，这在汽车设计和计划制定上显然会受到日本价值观的影响，很难形成真正的国际品牌。于是日产去年将其高档车“英菲尼迪”的总部迁至香港。在那里的76名员工中，日本籍仅22人，其余则来自法国、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等12个国家。在日本众多下决心走国际化路线的大企业看来，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色彩浓厚的城市相比，东京只适宜承担区域功能。

  企业为了与时俱进，竞相转型。这也是加快“去东京化”步伐的一个背景。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