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出台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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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人说过，选股不止是技术活，还是门艺术，因为需要把握住最合适的时间，选择对的方向。同样，政策的出台也要讲究时间艺术。选择正确的时间出台正确的政策可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之，若在错误的时间推出正确的政策，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就会偏离，甚至适得其反。因此，政策要发挥其正面最大效用，需要在一定时间周期内，选择各主体抵抗最少和合力最大的时间点。因为，在一个经济体正常运行中，其生态圈由国际资本、国家资本、产业资本、地方资本和居民资本几大主体组成。政策作为国家信用和国家意志的体现，不仅要体现国家利益，还得顾及其他各大主体的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形成合力。因为，面对国家政策，可能出现不同主体的合力或抵抗力，形成相加、相减、相乘、相除的关系。这不，就因为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大大错位，仅仅四天，本意为稳定市场的沪深股市熔断机制就使高达万亿市值烟消云散。
熔断机制源于美国，为何到了中国会水土不服？因为市场运行背景与条件的差异。
经过两百多年来无数次市场危机、震荡的考验，美国资本市场已是一个以机构为主体的相对理性的市场，而沪深股市迄今还只有二十多年历史，是个散户交易者近亿的心理群体市场；美国金融已是混合经营混合监管体制，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监管协调相对容易，而我国金融市场是分业管理、政策需要精心协调的体制；美国资本市场没有涨跌板制度，沪深股市涨跌停板却已运行多年；美国资本市场建立在严格的信息披露的法律体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仍不完善。因此，直接照搬成熟的机构为主体的信息披露完善的熔断机制到A股市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将本来给成人服用的“感冒”药给少儿用了。
随着中国商品贸易国际化、货币交易国际化（汇率国际化），资本市场随着沪港通而向国际资本市场打开了窗口。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已是国际市场的重要一员，任何政策变化都可能为国际资本所利用。在此大环境下，政策制定者须从世界视角看中国市场，在各大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推出政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止国际化过程被国际资本反噬；同时又要协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能形成政策正向作用的合力。而这次熔断机制推出的时机，恰恰使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就出现了错位。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L型增长，投资者群体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业绩增长预期出现负面，情绪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出现波动；股市是政策、业绩、情绪、估值及股票与货币供求关系五元运行的不同排列组合的结果，在经济和业绩增长中性略偏冷时，在投资者情绪还没有从上年巨震中恢复时，在股票与货币供求关系仍供大于求时，在除了传统产业外新兴产业估值偏高时，熔断政策推出的时机就很不恰当；元旦前后人民币兑美元大幅下跌，加速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资产估值下行的预期，上市公司资产估值下降首当其冲。再有，新年第一周就面临大股东巨额减持的压力，但监管部门没有在年前及时释放政策，导致投资者即期心理恐慌，这种恐慌一旦形成实际行动，再采取舒缓大股东减持政策，政策效果便大打折扣。市场传闻注册制1月出相关规则，监管部门也未及时出面澄清，投资者心理对未来股票供求关系“没谱”。因为“政策解释”的“供应不足”，一般投资者认为注册制就是新股大大加快上市速度，未来股票供应大增，市场重估的“预期”，助推了投资者的离场心理，加剧了市场抛售行为；刚好按计划在此时生效的熔断机制，也就没有了期待中的向上推动行情上升的“虹吸效应”，反而在当期诸多压力下产生磁吸效应，扩散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股市政策储备、筛选、出台，既要考虑国家利益和股市本身的发展阶段，在分业监管的条件下还得协同其他部门的政策组合，更得考虑国际资本的反作用，当然，需十分重视近一亿的投资者，因为他们是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衣食父母”。熔断机制这次从推出到退出仅四天的试验，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治大国如烹小鲜”，出台政策之所以要慎重再慎重，就因为政策是政府向市场发出的“信用要约”。只有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预期的政策，投资者对政府的信用预期才会高估值，政策的作用效果就会好，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才能一致，甚至实际效果超过政策目标。
对今天的管理层而言，9700多万A股投资者的预期就是最大的民心，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最大的政治。只有民心稳定，股市稳定发展，经济增长才有保证，结构调整才能顺利，经济发展才会顺畅。现在，大股东减持政策明确了，熔断机制在涨跌停板下也中止了，而真要让投资者情绪稳定下来，需要监管者提供明确、公开、稳定的注册制信息。
政策信息公开透明，是预防投资人恐慌的最有效办法；在正确时间推出正确的政策，是会得到投资者拥护的好办法；政策协同协调形成合力了，才能得民心，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