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的日本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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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日本政商关系最为冷却的时期后，新上任的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2014年恢复了政治献金，以图重新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施加影响。他对经团联与政府的关系如此定位：车辆的两个轮子，对政府并非言听计从。这表述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现实。
政商关系，是各国都面临的难题。要是政界与商界如走得过近，彼此不能保持一定距离，就会造成政企不分甚至官商勾结，不仅会影响政府独立行使行政职能，而且也会妨碍企业经营决策，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政商关系过于疏远，彼此互相掣肘，则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不言而喻。究竟怎么拿捏好尺度，这就大有文章了。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谓政商关系，说白了就是企业向政府提供政治献金，而政府则在相关决策时尽可能维护企业利益。在西方国家的政商关系中，日本可说是个特例。因为在诸如美国等国，通常只在大选年，企业才会向政党提供献金，但日本企业却是常年连续不断为政府提供献金。而负责确定和协调各行业的献金额度，就是日本经团联的重要功能之一。如今，鉴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产业界竞争力日趋萎缩，已无力自行推进结构改革，若无法获得政府支持，就根本无望维持收益。日本的政商关系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纠结，这集中表现在经团联和日本政府的关系上。
经团联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长年来对企业界尤其大企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经团联会长曾长期被视为“财界总理”，但眼下那早已成了过眼烟云。如今，经团联的地位和作用与过去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经团联成立于1946年，当时其职责就是在一片废墟上全力推动日本经济复兴。通过向执政党提供政治献金，经团联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对政坛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一度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在政府与工会尖锐对立期间，经团联居间协调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在整个冷战时期，经团联曾八面威风。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的好日子到头了，经团联的地位和作用也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首先，由于全球左翼势力陷入低潮，西方各国工会的地位显著降低。既然工会不再成为对政府的强大制约因素，那么曾经在政府和工会之间游刃有余的经团联也就失去了折冲樽俎的舞台。1993年日本大建设公司曝出了贪腐丑闻，这对日本企业界产生了巨大冲击。此后经团联不再协调各行业提供政治献金，由各行业自行其是，这就使得经团联对政府的影响一落千丈。此后经团联只能以恳求的姿态向政府提出诉求，以此来维护企业既得利益。由于日本企业效益不断下滑，提供的政治献金也就逐年减少，到2010年则戛然而止。
在冷战时代，社会党（后更名为社民党）曾对自民党形成很大制约。但冷战结束后，社会党一蹶不振，地位大降，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威胁，经团联自然也就把赌注全都押在自民党身上，从未考虑过两面下注、以防万一。不想民主党2009年底在众议院选举中击败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可经团联与民主党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空白。这一窘况使得经团联惶恐不安。于是，2010年走马上任的会长米仓弘昌竭尽全力向民主党政权示好，表示可考虑恢复政治献金，力图建立过去经团联与自民党那样的关系。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当年“小媳妇”时期所遭受的各种冷遇，民主党岂能一风吹？于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经团联与政府之间形同路人。经团联内部虽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但却无计可施。
孰知命运如此捉弄人。经团联放低身段、曲意逢迎民主党政权的种种努力，不仅未能获得民主党的回报，还得罪了自民党。万没料到民主党政权如此短命，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对此前经团联曲意逢迎民主党政权的举动怒不可遏，当然要还以颜色，而米仓前会长居然还在放松银根问题上与安倍对立，安倍气不打一处来。由首相领衔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是日本最高层次的经济战略论坛，此前经团联会长是理所当然的成员，然而安倍上台后重新启动这一会议，代表财界的是经济同友会会长，经团联完全被边缘化。因此，在安倍重新出山后的一段时期内，经团联与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关联，是日本政商关系最为冷却的时期。
为了拉近与政府的关系，新上任的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2014年恢复了政治献金，以图重新对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施加影响。当然，这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强制性分摊，而只是呼吁。而榊原与安倍的个人关系本来就不错，上任后不时陪同安倍出访，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成员地位也自然得以恢复。政商关系也讲礼尚往来，因此对日本工会每年发起的春季加薪攻势，经团联就主动向政府表示会“全面予以合作”。对安倍内阁提出的所有要求，它都照单全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尊重”。
榊原会长如今对经团联与政府的关系如此定位：车辆的两个轮子。今后将在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推进协调路线，政府与财界发挥各自的作用，经团联对政府并非言听计从。实际上这表述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现实。从集中向执政党提供献金的举动就清楚地表明：日本产业结构尚未走出发展中国家的类型。
（作者系知名日本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