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与强化贸易平衡的内生势能

在国际经济的新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生态未来的主要方向已非常明确：从出口导向升级为进出口平衡导向。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填充服务贸易的空间，刷新与再造全新的出口能力，实现贸易平衡的软着陆。为此，除了拓展服务贸易出口地，最根本的还是做大服务业体量。

□张 锐

除了个别月份出现了逆差外，我国对外贸易的年度顺差已存续了27年，去年贸易顺差为3.35万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又增加了4549.4亿元。如此体量的贸易顺差，固然不是靠人民币贬值所获取。事实上，贸易顺差递增的同时，人民币在升值，但又确实是通过劳动力、土地等廉价资源要素形成的出口比较优势所形成。即便到了去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依然达20.8%。然而，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迭起，低端出口在国际市场所遭遇的贸易钳制愈来愈迅猛，支撑出口的国内要素红利门槛正日渐抬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要依靠传统要素与低端产品撑托的顺差格局不可持续。

在国际经济的新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生态未来的主要方向已非常明确：从出口导向升级为进出口平衡导向。

再清楚不过，再造出口优势，或说谨防从贸易顺差跌落至贸易逆差，守住进出口平衡的贸易底线，我国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一方面，全面淘汰落后产能，根除出口恶性竞争顽疾，驱动稀缺资源要素向优质行业与企业集中，尽力培植出口品牌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还需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对传统产业的嫁接与改造，推动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升级，在提升出口层次的同时，创造出适应国际市场的制造业供给体系。

当然，总体升级到高端的“中国制造”也可能遭遇名目繁多的贸易制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这就要求出口企业面对国际市场尤其欧美市场时尽量错位竞争，积极寻求与进口国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同盟，形成在分散风险的同时强化对进口国政府贸易决策的反制衡能力。退一步说，即便遭遇歧视性的贸易报复，我国众多企业也能像福耀玻璃、阿里巴巴那样毅然拿起维权武器，通过WTO等国际诉讼渠道讨回公道。只是，在此期间这些企业得修炼出以时间换空间的足够耐心与定力。

更应强调的是，虽然我国商品出口长期产生规模不小的顺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呈逆差之势，去年的逆差规模高达2601亿美元，仅对美国就达523亿美元。须知，过去5年全球服务贸易始终以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增长，而且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已升至22.2%，而我国只有18%。这就意味着，商品贸易顺差有可能继续收窄，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填充服务贸易的空间，刷新与再造全新的出口能力，实现贸易平衡的软着陆。为此，除了拓展服务贸易出口地，最根本的还是做大服务业体量。

尽管目前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了60%，可是无论生活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依然存在不小的短板，尤其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仅15%，与发达国家70%的占比距离过大，而且服务业存量优势并未转化为贸易优势。从统计数字看，我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仅为美国的12%、德国的6%、日本的16%。扭转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需在供给侧进一步降低服务业门槛，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政府财政资金为撬杠，带动更多民间资本乃至社会资金投资服务业；另一方面，还需深踩服务贸易开放引擎，通过在自贸试验区探索与推广“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除了在供给端增大蛋糕，在需求层面政府还应增大对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采购力度，拉动其对服务品的购买需求。

生产性服务业理当成为我国做强服务贸易的重中之重。为此，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非得加快不可，以形成紧密追随出口产品的劳务委派、信息咨询、技术支持、产品升级等全程方案支持系统的能力。同时，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在高铁、桥梁、电站等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

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加大进口，才能形成贸易平衡之力，而引进高质量进口产品还能倒逼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动国内服务业供求的扩张。固然可以用投资需求拉动进口增长，但这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外汇购买成本，还可能滋长企业的对外依赖症，削弱自主创新与变革能力。所以，延长有效消费需求半径才是扩大进口能力并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最重要力量。

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7.2%，问题是消费对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基础其实并不牢固，除了供给错配、消费环境不理想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相对于GDP的增长始终处于波动状态。特别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下降及分配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尤须提防居民收入购买力可能的萎缩之势。有鉴于此，必须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改革，笔者赞成在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前提下，加快生成税前抵扣和以家庭为缴纳单位的个税征收制度的方案。与此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公益性项目的配比，形成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低成本有效供给，以此减弱乃至最终消除居民即时消费的未来风险预期。麦肯锡分析师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近4亿家庭进入年收入在1.6万到3.4万美元之间的“主流消费者”，若能撬动这支强大的消费劲旅，我国经济与贸易升级就将获得巨大的内生动能。

（作者系中国市场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