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在说分享经济时，他心里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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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夫
就在摩拜单车宣布完成超过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创下共享单车行业单笔融资最高纪录的同时，今年1月才进入市场的重庆本土共享单车品牌“悟空”小红车宣布停运，并退出共享单车市场。仅存活了5个月的悟空单车，成了首家倒下的共享单车平台。
不少评论认为，迄今为止，全国各大中城市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共享单车平台并没有找到有效、清晰的盈利模式，始终依靠资金补贴在苦苦支撑，仍在一味烧钱，每天都在上演“烧钱大战”的戏码。而随着对共享单车管理的强化和规范，共享单车平台的运营和管理水平、技术要求大大提升。如此残酷的竞争和巨大压力，类似 “悟空”小红车这样缺乏雄厚资本持续投入和支持的小型共享平台而言，显然无法承受。
共享单车行业崛起仅有两年左右，在无数风投基金的支持下，行业迅速膨胀。在多数城市都能见到多个品牌同时投放，单车数量密集，车型同质化，导致市场呈现拥挤状态，竞争愈发白热化。在杭州这座全球“公共自行车第一大城市”，就有Hellobike、ofo、骑呗、小鸣等数种共享单车品牌在激烈竞争。目前，虽然整个行业还在快速增长，但部分城市的市场已饱和，留给创业者的空间越来越逼仄。
从当初的时尚概念、潮流器物到时下的“颜色突击”、“问题宝宝”，共享单车虽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享经济”——例如，共享前提是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单车不是；共享解决刚需、急需、真需，单车不是；共享创造平台与生态，参与方自给自足，单车不是；共享是多边市场，单车不是……但既然蹭了“共享”的效应，作为“表亲”而非“同宗”的共享单车确实在很多方面暴露了“共享经济”自身存在的弊端、争议，包括对其性质、模式的讨论。
2016年8月，当滴滴出行宣布全面收购优步（Uber）中国时，并伴随着政府对网约车地位合法化和营运准入制的政策实施，一度引发了许多不安的负面猜想：涉嫌垄断了吗？无序补贴停止后会迅速提价吗？这还能叫共享经济吗？抑或根本就是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在线版？结果，就在当年春运期间，滴滴出行悄然提价，而且打车变得更难。想想，网友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的那篇“致滴滴，让我的出行不再美好”的文章，所刺痛的何止是“补贴经济”的幻象，应当更多还有对“共享模式”的期许吧。
然而，我们对共享经济的分析不少却是浅尝辄止的，更多的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直率地说，像罗宾·蔡斯的《共享经济》、马化腾的《分享经济》、曹磊的《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李光斗的《分享经济》、程维的《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等观念作品描绘的是一幅共享时代的产业盛景，而像唐·佩珀斯本该译作《终极信任：诚实的竞争优势》（Extreme Trust: Honesty 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的图书干脆改头换面、换个马甲硬是被改成了“共享经济：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股东、员工与顾客的共赢”。这反映了国内对共享经济的认识是单色的，平面的。而对业界来说，在肯定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经济模式、生产方式的同时，我们亟待检讨、反思共享经济的另一面。诸如网络共享平台如何威胁了个人的安全与隐私，破坏了社区和城市的良性发展，腐蚀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理论化学博士、SAP高级产品经理汤姆·斯利的批判一语中的：“随着‘分享经济’一词激发出的非商业性价值被抛诸脑后，或价值性被降低为公共关系的习题而已，分享经济短短几年内就从‘我的就是你的’慷慨思维，变成‘你的就是我的’自利思维。”正是那种“被背叛感”，刺激了他写出了一本在共享经济热潮中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思之作《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What’s Yours is Mine: Against the Sharing Economy）。在他的观念里，分享是非商业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不该涉及金钱，且多少是出于慷慨、想要给予或者帮忙的动机；但因涉及“经济”，“分享经济”自被提出以来，语词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依据汤姆·斯利的梳理，由于争论不断，关于“分享经济”也出现了一堆同义名称，像“协同消费”、“共享经济”、“对等平台”（P2P）、“按需经济”等。但他也随即补充道：“尽管‘分享’一词被不合理地沿用，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此现象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名称。”当然，这名称还是：共享经济。
同样的瓶，汤姆·斯利会装什么新酒？显然，他无意过多纠缠于“共享经济”的语词考证或理论梳理，而是直陈以下这样一种现状并加以痛斥：分享一开始具有社群、人人社会、利他主义、慷慨公益等属性，但自从与“经济”挂了钩，就一边倒地进入商业领地。“科技、硅谷、加州才是主旋律”。他提醒那些善意的人们，别误信互联网所谓的自带气质，像平等、开放、分享、协作，而稀里糊涂地支援和帮助了某些商人、投资者们私人财富的累积，进而造就新的垄断市场、雇佣体系和剥削形式。这令人想到一个说法，在亚历克斯·斯特凡尼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中，作者采访BBC科技新闻主笔赛伦·琼斯，后者干脆提出，“共享”这个词“根本就是经典加州风加胡扯”。
历数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Uber、房屋租赁服务的Airbnb、停车泊位服务的JustPark、闲置资金借贷的proper，甚至还有夸张地提供“嗟来之食”（撮合吃剩下的菜与想吃免费食物的人）服务的Lefoverswap，诸如此类，这些企业往往打着“平台”的旗号，以“社会资源整合”和“分享协作模式”为包装，让那些崇尚科技生活、热衷潮流事物的年轻人为之买单。对公司来说，在鼓励大众展开更多名目的消费下，实现私人财富增长、资本累积的目的。汤姆·斯利进一步提出，撇开分享经济中常常为人诟病的安全问题不谈，其背后更是一张控制力极强、充斥着资本主义黑手的大网。
以滴滴出行、Uber、Airbnb等为例，大量资本的涌入，带来对现实世界平台的颠覆和重构。供需双方一旦进入这个生态体系，就必须服从这个圈层的游戏规则，包括从注册申请到价格设定再到评分规则等等。当你以为互联网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体系架构时，却不曾发现，这个虚拟空间已经制造了一种新的等级系统，每个人用户身上又有了一层新的等级标签。比如，Uber 的司机在评分低于3.5 后就很难在接到订单。很多Uber 用户的评分——这些评分来自司机，也来自算法，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用户打车的速度。这一点早在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中就被提出了：“互联网正由一个自由论者的乌托邦变为一个被商业利益控制的处所。”
所以，汤姆·斯利才会说分享或许只是“理想”或“幻象”，金钱帝国早已吞食了你我。当规模效应具备，马太效应显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分享模式当中，做大做强的其实还是专业卖手、商家。这就是为什么Airbnb做得最好的还是那些拥有大量房源的房产中介——在这里，“长尾理论”似已进入无用之地，少数头部用户影响力越来强大，中间地带被掏空，绝大部分用户构筑起“夯实”的底层，后者如果要上位，那么就花钱、竞价排位。在此语境下，我们恍然大悟，这样的分享经济，或许根本就是“网络新地主用科技收租，用理念圈钱”，而这恰恰是斯利这本新书的副标题。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以及大洋彼岸的FAAG（Facebook、Apple、Amazon、Google），这些平台巨头几乎改变和影响着中美两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用户的在线生活。而与此同时，受这些互联网或多或少入股、控制的一些分享经济平台，他们的出发点尽管是“分享”，但企图的“归宿”确实是独角兽公司。显然，这与外界以为的共享经济的初心背道而驰。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感谢汤姆·斯利，他以知识分子该有的警觉和深刻揭示出了光鲜亮丽的分享经济背后鲜为人知的一面。当舆论造势、大众狂欢陷入经由商业（资本）精心包装下的创业、创新时，他提醒我们说，共享本就与赚钱不能相容，想要在共享的同时赚钱，必定会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