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模型永远都不会
等同于真实——读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
| ||
|
经济模型永远都不会
等同于真实
——读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
⊙潘启雯
瑞典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在1973年曾发表一篇风格简短的寓言故事《经济学人的生活》：详细记述了“经济学人部落”的流行行为、地位关系和禁忌。该部落的特征是痴迷于莱永胡武德所称的“模子”（modl），即经济学家的职业工具，格式化的数学模型。尽管“模子”没有明显的实际用处，但装饰得越华丽堂皇，持有者的地位就越高。经济学人看重“模子”，鄙视其他部落的人，如“社会学人”、“政治学人”，因为他们不做“模子”。
曾提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经济增长的甄别”等著名理论的土耳其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经济学规则》中坦言：虽说已过去几十年，但莱永胡武德当年撰写的寓言故事在当下仍然适用。攻读经济学的博士们往往是学习一系列模型。决定一个人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是看他有多大能力开发新模型，或结合新证据来运用已有模型，以说明一部分社会现实。经济学界最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往往围绕着某个模型的可适用性展开。如果你想给一个经济学家造成痛苦的伤害，只要说句“你没有模型”就够了。
关键假设必须能充分反映现实和潜在结果
因为人类社会的灵活性，经济学模型必须是多样化的。不同的社会条件需要不同的模型。而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发现普适的通用模型。对此，罗德里克毫不讳言：“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常犯的方式性错误，即他们对模型的误用。”
假设某个地方过去5年的交通事故数据：在每周一到周五17至19时的下班时间事故较多。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段时间有更多人在路上。但如果一位研究者提出另种解释：是白领A的问题。白领A的大脑放射出看不见的电波，影响每个人的驾驶。一旦他离开办公室开车驶入街道，他的脑电波会造成交通混乱，导致更多事故。这个说法也许很蠢，但确实对下班时间交通事故增多作出了某种“解释”。
在这个例子中，关于白领A的这个模型不是有用模型。如白领A改变工作日程或退休，该模型就没有任何预测价值。即使白领A不在街上，事故次数也不会降低。这个解释是失败的，因为其关键假设——白领A放射影响交通的脑电波是错误的。
罗德里克援引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论文中有关“对香烟征税”问题来深化他的研究：提高香烟税率将导致香烟零售价格上升，至于香烟企业多寡，不同香烟品牌是否构成完全可替代关系，都不会造成影响。与此类似，对完全理性要求的任何合理放宽，都不会给这个结论带来多大改变。即使企业的计算不精确到小数点，也能合情合理地确认，他们将会注意到自身所承担税率的上升。模型的用途、需要回答的问题，如税收将如何影响香烟价格等，这些具体假设并非关键。所以，这些假设的现实性不足，并不是大问题。
再关注另一个问题：对香烟行业实行价格控制所带来的影响。在此种情况（假设）下，该行业的竞争程度就有了重大意义，这部分取决于消费者有多大意愿用不同品牌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价格控制会导致企业减少供给。但如果是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模型，则适度价格控制，实际上会促使该企业增加产量。直观地看，垄断企业通过限制销量、提高市场价格来增加利润，而价格控制剥夺了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质上削弱了其控制产量的动力，垄断企业的应对做法将是增加销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香烟销量是获得更多利润的唯一方式。
据罗德里克的分析，模型的作用不仅在于能警示我们事情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还在于能准确告诉我们，潜在的结果取决于哪些因素。设置最低工资会降低还是提高就业？答案取决于个体雇主将以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的方式行事(即他们能否影响本地工资水平)。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得到的资金流入会提高还是降低经济增速？答案取决于制约该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缺少可投资的资金，还是因高税收等原因导致的低利润率。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会阻碍还是刺激经济？答案取决于社会信用程度、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通过这些具体的案例，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发现普适的通用模型。”
每个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一些重要的现实特征。模型强调这些特征，并揭示它们如何影响结果。每个问题，都有标准模型，可导出常见的回答。但这些结论只在一定限度内成立：其关键假设，即真实世界的特征大体符合现实。如不符合，就要依赖以其他假设为前提的模型。因而，罗德里克的审视颇为富有洞见：经济学家如能明智地选择模型，就有助于解释现实，如果教条地应用模型，就会导致傲慢和政策失误。
模型从来不等于真实，但蕴含了真实性
BBC（英国广播公司）曾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播出这样的一则趣闻：经济学家、医生和建筑家三人坐火车旅行。他们陷入了一场争论：三个职业哪个最可敬？医生说，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所以上帝肯定是个外科医生。建筑师反驳说：在亚当和夏娃存在之前，上帝必然要先从混沌中创造宇宙，而那必然是建筑学的伟业。经济学家说：你们觉得混沌是从哪儿来的？
与医生和建筑家相比，经济学家针对“职业”的深层认识和反问，或作为一门权衡的科学，经济学能更精巧地让人们能同时从两方面理解事物：成本与收益，已知与未知，不可能之事与可行之事，可能的情况和多半会发生的情况，等等。正如社会现实承认许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提醒我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场景或不同的认识。不过，有些经济学家对特定建模方式的依恋，如理性、前瞻性的个人与运转良好的市场等，经常使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忽视模型与现实的明显冲突。“博弈论者搭出租车”的真实故事就是显例。
一天深夜，耶鲁大学博弈论研究者巴里·奈尔伯夫和另一位博弈论研究者在以色列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没有打表，但承诺下车时的收费将低于计价器本来会显示的金额。奈尔伯夫和同事没有理由相信这位司机，但作为博弈论研究者，他们这样推理：一旦到达目的地，司机的议价权将微乎其微，将不得不接受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到达目的地后，司机要求支付2500谢克尔（以色列国法定货币），奈尔伯夫提出支付2200谢克尔。当奈尔伯夫试图谈判时，被激怒的司机锁上了车门，以极快的速度返回到出发点。司机把他们扔到人行道上喊道：“现在看看你们的2200谢克尔能把你们带到哪儿？！”
可见，标准的博弈论很难预测真实世界的变化。奈尔伯夫和他的同事也许运用一点点归纳法，从一开始就能明白，在现实中人的行为方式与理论家模型中那些机械的理性人根本不一样。今天，他们也许不会作出同样的误判，因为实验研究已普及化，博弈论研究者也更能理解在哪些情况下他们作出的标准化预测会出错。
“最后通牒博弈”中的算计或许能让人联想起这起出租车交易。假设两个人必须就如何分配100美元达成一致，甲建议乙只选接受或拒绝。如乙接受，双方根据达成的共识分配；如乙拒绝，二人就都一分不得。如果甲乙都是“理性”的，甲将几乎把100美元都分给自己，只留给乙很小一部分，如1美元，而乙将表示赞同，因为象征性的一点钱也比没有好。但在现实中，博弈结果大相径庭。大多数甲方给乙方留的钱在30至50美元之间，低于30美元的建议通常都会被乙方拒绝。标准的博弈论几乎不能预测这一结果，这就是经济学家转向其他模型的原因之一。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最新研究包含了公平的考量，因而更具实用性，与现实中的“最后通牒博弈”更为相符。
除了“博弈论者搭出租车”，罗德里克甚至列举阿根廷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带有寓言色彩《关于科学的精确性》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他的立场：古代有制图师为了追求精确，将地图变得越来越准确，也越来越大，一个省的地图逐渐变得像城市那么大，而帝国的地图变得和省一样大，最后制图师就画了一幅1：1的帝国地图。但后人对制图技艺不再那么着迷，而更关心如何获得导航帮助。这幅硕大的帝国地图对实际导航没有任何帮助，最后只得被扔到沙漠之中，风化消失。
借用博尔赫斯的寓言故事，罗德里克是想说明：如果认为模型越复杂就越有用，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经济学模型正是因为简单才有用、才能对现实有所反映。实用性并不以复杂性为前提，而复杂有可能损害实用性。模型从来都不等于真实，但蕴含了真实性。只有把世界简化，我们才能理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