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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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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春运:城乡加速融合的切身感应

2019-02-12 来源:上海证券报
  □张 鑫

越来越多的人春节期间将长辈和孩子接到他们打工的城市团聚,凸显的是因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而带来的人们心理和观念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也愿意感受城市生活,接受新的社交礼仪和新的过年体验。这是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近几年来,“逆向春运”渐成趋势,今年情形尤其突出。据国内某知名在线旅游服务平台的统计,今年从小城小镇到京沪穗和一些省会城市过年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以上。不少订票网站数据也显示,除夕前一周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和厦门等“十大热门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四老一小”旅客订单显著增长。这是在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仍然保持小幅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选择留守在城市,并接父母和孩子来城市过年。这不仅创造了充分利用资源和时间的生活模式,而且更多折射出城乡加速融合的大趋势。

“逆向春运”又称“反向春运”,是指在大中型城市的务工人员将父母和孩子接来一起欢度春节,过完农历年后再让他们返回家乡。这与过去春运客流上的务工人员回乡潮的路线刚好相反。近日爆红的网络视频《啥是佩奇》讲的故事就是,在城市工作的子女将农村父辈接到城里过年,让他们感受今日的城市生活。

有人将“逆向春运”的产生归因于抢不到回乡的火车票或回乡机票太贵,而从小城小镇飞往大城市的机票比高铁票还便宜。事实上,在飞往哈尔滨、成都、西安和郑州等热门目的地和热门时段航班恢复原价的同时,与之相反方向航线的机票价格确实低得多,早上航班折扣甚至低到一折,而且一线城市除夕前的机票往往比较充裕。例如,北京直飞重庆的机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但重庆飞往北京的机票价格则为500元左右,两者相差1000元。只是,中国人“回家过年”的迫切心情是不能仅仅用交通费用来衡量的。“春运”这个词也远不是交通领域所能概括的。过去这么多年,一年一度的春节为很多为生计奔忙的游子提供了回家探亲唯一机会,所以不管怎样也要加入春运返乡汹涌人潮,这才出现乘飞机尤其骑摩托回家的壮观场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逆向春运”,将长辈接到居住的城市团聚,凸显的是因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而带来的人们心理和观念的转换。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城镇居民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城镇化是一系列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但其劳动保障和其他权利却留在农村,其父母和孩子也留在农村。每年春节务工人员和学生放假回乡过年,加上城市人口春节期间的出游,产生了“春运”这一独特现象。但人口城镇化不仅涉及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卫生、子女上学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而且涉及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和城市人口对外来人员的认同问题。城乡融合不仅是消除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实现基础设施相通、公共服务共享、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更是不断减少或破除城乡人口文化、语言、心理等方面障碍的过程。所以,正是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异性,给“春运”带来了新的气象。

老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对故土有深深的眷恋。他们往往在赚了一些钱或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返回乡村继续务农或创业。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回家过年是一种文化的必然、情感的必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受教育程度较高,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更接近于市民。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生活缺乏兴趣和感情,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大多希望留在城市,并愿意为之努力。他们倾向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即使在城市一时难以立足,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回到农村去。同时,新一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城市居民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因而渐渐从心理上接纳了他们。另一方面,城市不但吸引了大多数农村青年,也开始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也比较理解子女的生活,愿意感受城市生活,接受新的社交礼仪和新的过年体验。这是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就意味着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大量的留守老人,也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处在分居状态。因而,无论对城市的运行还是务工人员及其家属来说,“逆向春运”都是好事。一方面,以前很多大城市在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回乡过年而造成企业员工紧缺等尴尬局面。服务行业首当其冲。我国大城市中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业、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和新兴快递业等,绝大多数都是由农民工来承担的。所以,因重大节假日集中返乡带来的季节性缺工,也就成了影响大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的顽症。“逆向春运”能保证大城市部分人力资源坚守岗位,保障城市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接父母和孩子到城市过年,有利于纾解乡愁,改善代际关系,使老人和孩子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亲人在城市生活状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融合的推进,或许会出现更多的“进城记”故事,并带来更多“正向效应”。

(作者系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