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力才是货币制度成败关键——读《中国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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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杰
《中国货币史》是我国现代著名金融学家、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历经十年钻研的心血之作，也是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考订精详，分疏清晰，体系完整，自问世以来即广受学界好评，自1954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后，为便于今日读者学习参考，东方出版中心又于2020年重版改为简体。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帮助理解历史。虽说本书主要谈的是货币，但是由于材料主要来源于史书或是古代作家的著作，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本解读历史之作。彭信威学识丰富，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经济调查所副主任兼《社会经济》月刊总编辑，精通英、俄、日、法、德等多国语言。作者表示，关于货币史的著作，主要见于历代的《食货志》。比起货币理论来，这些有着上千年沉淀的史料不仅数据详尽，而且内容丰富，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完整的体系。所以，彭信威不得不在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大浪淘金，在各种遗存著作中寻找关于货币的蛛丝马迹。
中国货币的重量千年不变
有时，史书中也充满了各种道听途说，不能一概拿来用，还得需要不断地做比较。
彭信威认为，单是从古籍中找资料还不够，一定要研究钱币的实物。在货币变动引起物价变动的时候，尤其需要了解钱币变质的情形，才能把问题弄清楚，这时仅凭书本知识就不够了。史书中对于某一种钱的重量和成色，虽然有时也加以记载，但那只是一种标准，物价的变动往往正是因为钱币的重量、成色不合这标准。只是，这一时期的钱币离开标准重量和成色有多远，史书中就鲜有记载，即使偶尔有，也是语焉不详。例如，西汉半两钱的减重，史书只把其形容作像榆荚，称之为荚钱。但这种荚钱到底轻到什么程度，则翻烂《平准书》和《食货志》也找不出来，一定要从实物中去领会。古书中偶有的记录，往往是处于特殊情形。比如，明朝以前的记载，大部分在特殊时期，不是特别丰收时的物价，便是水旱天灾或敌兵围城绝粮时的物价。很显然，这样的物价，是很难反映出平时水平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参考作用不大。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货币跟中国的文字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传承性。中国主要钱币的重量，在长期看来，几乎稳定不变。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是少有的。唐朝以后的铜钱，基本上是维持每文一钱的重量。比如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开元通宝，与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的重量是相等的，历经上千年没有变动。如果从西汉五铢算起，那么货币的重量就有两千年间没有改变了。彭信威总结道：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是比较适当的，加上人们的崇古思想使得自命有为的统治者，总以恢复这标准为功德。更为神奇的是，西汉的五铢在清末时还有流通。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与清末同时期的希腊虽然也用德拉克马为货币单位，但是在这些德拉克马中，绝找不出一枚亚历山大时代的德拉克马。在意大利的里拉中，也找不到恺撒时的银币。在英法等国，甚至三百年前的钱币也早已退出市场流通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收入有多少
史书中记载的大都是些帝王将相之事，极少涉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国古代普通民众的收入如何呢？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在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约可买到半公石到二三公石的大米。这实际上，就是一家的生活费用。
那么，中外百姓相比，情形又如何呢？彭信威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劳动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二者的消长。他初步比较的结果是，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还原真实的购买力
《中国货币史》还将古钱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并重点关注了货币制度与购买力的变化。彭信威表示，货币的购买力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只有把基础摸清楚之后，才能进行货币理论的研究，否则会流于空洞，而且容易犯错误。本书用了很大篇幅来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变动问题。
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因看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宋室南渡时东南岁入不满千万缗，到淳熙末增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便认为这是宋朝对外贸易发达的结果。对此，彭信威指出，这其实一大部分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这同中国史家对于唐肃宗晚年岁入的增加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一样，同样是忽略货币的因素。
《清朝文献通考》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彭信威不同意这一判断，他认为这是因为过去史学家对古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做出错误的判断。据他的测算，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远远高于汉朝。
彭信威是用货币的真实购买力来衡量各朝代的货币价值。汉朝三公号称万斛，但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约为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近一百八十公石。而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到了元代，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朝初年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比较。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在唐朝开元时，九品官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可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但到了明朝洪武初年降为八公石半，清乾隆时则降至七公石。
在小说中，人们动不动就会看到书里面的人物掏出几锭银子。古时候的人们总用银子付账吗？本书认为，中国古代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铜钱。金银在中国自古就是宝藏价值的工具，同时作为国际购买手段，有时也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但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市面上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铜钱。虽然，历代也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为流通。
货币制度成败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
货币常常被权威机构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们为了满足高昂的开销，铸造了更多的货币，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与此同时，他们还削减了货币中金属的含量，使货币变得更不值钱，导致了货币贬值。罗马的历史突显了有关硬货币的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操控货币的价值。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也常被应用。作者指出，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
常有人将通货膨胀归咎于纸币的发行。经济学家本杰明·克莱因就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货币从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从而招致了通货膨胀。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副总裁卡比尔·塞加尔在《货币简史》一书中坦言：“1000年的货币史留下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教训：当一个社会由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社会的‘超级大脑’开始形成对货币的崭新认识时，这个经济体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由此，有人主张恢复硬货币，金融作家内森·刘易斯在他的《货币炼金术》一书中就提倡使用稳定的硬货币。其实，硬货币也会引起通货膨胀。不过，它引起通货膨胀的伸缩性要比纸币小得多得多。
书中，彭信威的一段话发人深省：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所以制度的研究，自然很重要，可是也不应当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清末以来，留心货币问题的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似乎相信制度万能，以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富强起来，在于变法，在于货币制度好，所以你上一个条陈，我提一个建议。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主要就是致力于搜集一些法令和条例，甚至不问这些条例曾否实行和得到贯彻。似乎只要货币单位定得好，货币种类选择得好，就能算是一种好的货币制度。殊不知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生活。
注：公石为计量单位，一公石等于一百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