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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印竞赛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国家主席南亚之行中，对印度的访问格外引人注目。英国BBC也选择在这个时候播放了报道中国和印度的专题节目。今年初夏，为了制作这套节目，BBC的电视记者曾来上海，也采访过我，他劈头就问我一个问题并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问题是这样的：假如满分为10分，而如果现在中国得6分，印度得3分，那么10年之后，中国和印度应各得几分？我说，10年后，印度可以得5分，中国则是9分。
我知道，在西方，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调高对未来印度的得分，这是公开的秘密。从根本上说，西方人士看好印度的理由是，印度拥有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似是而非的关系总是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我前不久在开罗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时，同样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那些西方的人士总是希望知道，经济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会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吗？
在会议安排的午餐演讲会上，新加坡外交部政务部长Zainul Abidin 先生发表了演讲，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和新加坡如何在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问题作了解说。演讲之后现场马上有人就问，新加坡是否会走向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外长先生的回答同样务实。他说，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会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形式需要各国自己来探索，因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很多条件，这些条件不一定在一个地方都具备。他说，新加坡的华人占70%，印度人占7%，还有马来人等其他民族。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待遇，得到了公众百姓的支持。
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而为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必须满足有利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经济的发展推动政治的发展。但政治体制的演进并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一个国家的初试条件有关。比如，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遭遇更多的战乱或动荡，对政治稳定有更多的诉求。再比如，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工会的组织比较发达，“劳资”关系过于复杂；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面临更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等等。这些文化和历史的因素构成非常不同的初始条件，都在影响着政治制度的演进。我在复旦大学的墨西哥学生们告诉我，墨西哥的工会非常强大，因此墨西哥式的民主常常难以让政府作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决策。
从过去50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过早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往往都比较差，甚至不少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在非洲、南亚和拉美，大多数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而在东亚，看上去，增长与威权的政府往往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在东亚这些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看到的政府往往是治理有效的政府，目标集中的政府以及精英治国的政府。所以，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阶段上，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不是民主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是为什么东亚的单一政党的政府更有激励去致力于发展经济、更有激励去改善政府效率以及更有激励去善待市场？
10年来印度实现了平均6%的经济增长。但为什么不是9%或者10%？印度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别就可以理解为印度式民主的代价。我在别处分析过，其实，印度的增长还只是局部发生的，并没有一个维持增长的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基础设施，就业创造的增长还没有发生。印度需要学习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开放方面的经验。给定印度的历史、民族与宗教等的初始条件，印度式的民主虽然有利于协调社会冲突和维持稳定，但印度需要将印度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印度面临比中国更为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且不如中国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增长，印度式的精英增长方式不能很好地减少贫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提出“向东看齐”的增长思维。
中国保持了比印度更快的增长，这得益于政治稳定和所选择的亲市场的经济政策。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市场和开放，中国经济比印度更向西方开放，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紧密。而印度十几年来的经济改革政策则更多地体现为“亲商”的政策。这样的政策虽然缺乏开放和市场竞争的精神，却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发展和本土企业家企业的成长，而这正是中国需要从印度经验中学得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