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3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将积极探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缺位，必将导致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今年11月9日，流浪老汉李召坤把一处山上的树枝点燃，一亩左右的树木被烧毁。李老汉自首时对民警表示，“我曾听说放火烧山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

　　这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清晰地验证了无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缺位，必将导致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应该认识到，像李老汉这样的人，在农村为数不少。温家宝总理曾说，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村人口，贫困人口有3000万，如果标准提高200元，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温总理所说的贫困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人民币683元”，加上200元之后，也才883元，平均到每个月75元钱。

　　可以想象，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农村的贫困人口将会进一步大幅增加。而且，贫困人口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在贫困人口中，传统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孤老残幼）仅占5%，而特困家庭则占到了95%，也就是说，贫困人口结构在从个体向家庭转化。

　　因而，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能孤立进行，它并非简单的经济救济问题，必须及时作出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包含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还应包括看病、养老、教育、就业、投资等内容。不然，因病返贫、因教育返贫的因素，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单纯的温饱救济的作用。而且，教育是农村改变贫困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鉴于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由个体向家庭转化，其子女教育对改变贫穷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

　　韩国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贫困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作出规定：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同时，政府还免费帮农民进行培训。韩国政府的这种投入不仅加快了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而且种豆得瓜，形成了新村模式，促进了农村的快速发展。

　　这些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用简单的经济救济的手段去解决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只能使贫困人口被动地维持生活，而加入教育、就业、投资等因素，不仅可以使农村贫困人口更快地摆脱贫穷，不再依赖政府的经济，甚至，当他们发展起来，还能再惠及社会，帮助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负担。比如，过去一些贫困的农村在经济发达后，从几年前就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政府现在只需对这些保障体系加以完善即可，可以把资金集中投入到更需要的地区。

　　现在，我国对农村、农业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城市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了8.8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4.4倍。考虑到城市的基数远远大于农村，其绝对数据差距更大。投入不足，不仅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步伐，也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而，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构筑涵盖教育、投资措施的救助体系，不仅能真正使广大贫困人口维持生活，更能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好的生活，一旦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培养出来，许多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广大农村的内需拉动，可能真的变成现实，从而，让整个中国经济都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