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伊万们生活满意度如此低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迥然相异，文化背景更是千差万别，原本并不具有多大的绩效可比性，可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作这样的比较。用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愚昧的，因为错误的坐标会让我们丧失判断是非的真实能力；而用中国的眼光去对比美国的综合实力，则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脱离现实的“战略”眼光可能让我们陷入虚无主义，最终一无所有。这也是我对国内近来语调激昂的“大国崛起”论调的最大担心。因此，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找到一个合意的参照国家，进行准确的发展评价，实在是眼前非常紧要的一个经济问题。很自然，具有大致相近历史起点和相近规模的俄罗斯和印度便进入了转型研究学者的视野中，这就是我在本专栏中一再提及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

　　前段时间，我在本专栏的一篇“伊万们在经济奇迹中焦虑不安”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的质疑主要可归结为：作为中国人，我究竟是否真正感觉幸福？有多大的幸福？另外，伊万们的不幸福感，我何从感知？有如此研究精力，还不如放在对中国现实民生的关注上……这些质疑不无道理，正在过改革大关的中国人，目前面临着悬殊贫富差距的重重困扰，官僚腐败横行、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悬殊以及不少白领的“过劳死”等等，都让我们开始怀疑中国转型改革的满意程度。但是，这些都是转型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改革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经济学所强调的“帕累托最优”永远是可望而难及。改革现实中的我们，需要在转型中不断调整和修改，以期获得解决难题的次优发展路径。不管目前的实际效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反腐败行动正在进行，贫富差距正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过程，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新蓝图正在规划筹建。因此，尽管中国还有很多成堆的现实问题亟需解决，但至少相对于俄罗斯而言，我对中国的生活改进状况满意得多了。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简要回答，但实际上这还不是我所要强调的重点所在。

　　对于第二个问题，俄罗斯人的不满意感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只是我的一个理论猜想而已。我力图解释为什么俄国已恢复到了前苏联人均GDP5300美元的鼎盛水平，但是他们却没有中国人均1700美元的满意程度。中国在人均17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感言大国崛起，而俄罗斯以人均5300美元的经济实力，却在“北约东扩”、“伊朗核问题”等大局问题上小心翼翼，力避锋芒。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同样是GDP的对比衡量，为何却有了相反的国家发展趋向呢？

　　在“伊万们在经济奇迹中焦虑不安”一文中，我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寡头淘空等角度，来解释中、俄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GDP与满意度不匹配性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也可以列出一些最新的调查数据：根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一项统计，目前在俄罗斯，中产阶层人口所占的比例大约为30％至40％，自我感觉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这个数据和比例是中国无法相提并论的，但与此同时，只有3％的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境遇满意，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糟糕的人却占到了59％。

　　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中下阶层呢。剩下的就是那些俄罗斯的上层寡头和政治权贵了。或许他们能为自己的巨大财富水平而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掌握着俄罗斯80％至90％的财富。如此巨富，安能不满？可事实上，这些寡头、权贵对俄罗斯的转型改革感觉却很不踏实：他们一边正享受着改革所带来的饕餮大餐，一边却惴惴不安，害怕有朝一日丧失政治特权。这种不踏实、不满意感会导致他们对未来的贴现率很低，从而加大了对俄罗斯社会的进一步掠夺，而不是加大法治等基础制度以及生产性活动的投资，这使得世人无法对俄罗斯经济有长期的乐观预期。这也正是诺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大师重新审视俄罗斯之后最为担忧的社会发展模式：尽管依靠石油等能源的出口战略，俄罗斯的人均GDP和总量GDP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甚至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没有得到相应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