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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伍贻康早在十年前就论证说：“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北美、欧洲、东亚战略三大角的框架和均衡态势已露端倪。……在美、欧、亚战略三大角关系中，东亚这一力量还不明确，还不稳定，还不强有力，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必然影响到21世纪世界多级化格局的主体和基础的构造和稳固”。
因此，“C-P-C通道”经济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宏观背景和战略叠加效应。通道经济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流量经济，流量经济包括在区域和城市中流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等，这种不断流动的经济支撑了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并且，这些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越强、规模性越大、开放性越好、协调性越强，那么产生的经济效果将越好，倍数效应将越高。
CEPA的出台，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心和深圳作为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深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路径选择。根据商务部的统计，CEPA实施三年来，赴港澳“个人游”已达1227万人,为香港带来600多亿港元收入，共提供了2.9万个新增职位；深圳和香港作为“CPC通道”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城市，其流量经济的特征更加明显：从2004年1月至2006年5月，深圳口岸共进口CEPA项下受惠货值1.69亿美元，税款优惠达1.19亿元人民币，均占广东口岸的40%以上。
PECO计划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倡议，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其范围包括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广东与周边八省，人口达 4.5 亿，占全国的 34.76% ，经济总量巨大，再加上港澳庞大的统计数字，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CAFTA使得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成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联合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一个拥有近20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总值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将出现在世界东方。
“C-P-C通道”经济显然优越于以往经常论述的“华南经济圈”这种未经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方式。以深圳与东盟十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为例，由于地理位置、人情风俗等方面的接近性，深圳企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把眼光盯住东盟国家。除直接出口外，深圳企业还在东盟国家设了各种办事处、销售处，大力开拓当地市场。
目前，东盟成为深圳第四大出口市场。深圳企业在东盟的资产达到50多亿美元，机构30个；而东盟在深圳投资企业已经近400家，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超过13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超过8亿多美元。东盟“早期收获”优惠协议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深圳口岸已经成为东盟水果的主要进口口岸，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货值的70%。深圳已经成为我国对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城市。
当港澳、深圳与珠三角地区成为“C-P-C通道”中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时，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大型城市群和国家代表队，其经济总量、经济能量已成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港澳深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扩张、金融辐射与物流布局、商品吞吐与技术输出，不仅能够寻觅到新的市场与新的商机，而且又一次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