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论坛上说，只要我们扎实工作，把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按照目前的势头推进下去，5年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会南移上海。但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更多创造性的工作。一讲到创造和创新，大家就会把它解读成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复杂，真正去搞懂它的人也自然就减少了。那些关于创新的言论和论坛，往往流于形式而让人感觉到空洞无物。

　　有一天读报，我读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北京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名誉博士证书时说，中国的年轻画家一直是模仿多于创造。模仿的优势今天不仅存在于美术界，在经济学界也是如此。模仿是重要的本领，也是我们不能过于贬低的现象。但是，模仿多了就变成了模式，形成惯性，阻碍创新文化的形成。模仿最大的问题是限制了我们发现理论的能力。

　　中国不缺少模仿的人才和能力，但是我们缺少理论。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发达？在科学的很多领域，过去50年为什么没有大陆的中国人提出的理论？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会去改变过去的想法。我们喜欢追求成功，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一个人一旦成功了，出名了，那么他的成功的想法和做法就会被追捧不放，走到哪都有效应。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追求奖励？追求大师？那么看重名人？因为名人代表成功，大家都希望学习名人成功的秘诀。都希望沿着名人的足迹也成为名人。

　　这个社会这么看重名人和大师，这么追求着大师的出现，这个社会怎能有理论？就本质而言，理论就是创新活动的结果。你没有理论，就证明你没有创新活动。所以，我们要创新，走创新的道路，就是要有理论，不光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缺的就是理论。我们有人手，吃苦耐劳，能做事，能做好事，但我们更缺少的是对理论感兴趣的人。

　　理论是什么？其实，理论不过是更巧妙、更聪明地解决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想法。解决问题的想法有很多，更有过去被证明为权威的想法，但依然不能穷尽新的和更巧妙的想法出现。因此，理论工作是没有终点的工作。而要发现理论，你需要放弃一些现有的理论，需要改变思考问题的传统方式，哪怕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就经济学者而言，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习惯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我们在读书期间（包括博士阶段）基本造就的。的确，这个训练对于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而言是重要的能力。但要真正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你需要跨越这个边界。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寻找崭新的解释复杂问题的理论，挑战大家接受了的理论。这的确不容易做得到，但却需要我们去做。

　　就像一个画家在美术学院的训练是从素描开始的，但是太好的素描基本功既可能是一个人成为画家的条件，又往往可能阻碍他日后成为一个真正有社会影响的画家。在这个方面，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可谓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是他老人家提醒年轻画家的地方。你必须走自己的路来创作，你需要自己的方式。这就是创新。而要发现自己的方式，你就需要不断去改变已有的想法，特别是别人已经成功的想法。这就是创新性的思维。

　　举一个例子吧。去年11月我在韩国高丽大学参加会议，三星电子的副总裁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他在汉城国家音乐厅，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上台指挥交响乐队的演出。可是，坐在前排的他发现，背对听众的指挥家的一只袜子套住了他的一只裤管。非常的尴尬局面。没有人在现场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总是在穿了裤子之后再穿袜子，我们可能都曾出现过这个尴尬。穿了裤子之后再穿袜子这个理论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受了这个理论的影响。人们也许可想出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都很难避免这个尴尬的发生。要知道，避免这个尴尬发生的最好方法是先穿袜子，最后穿裤子，改变长期以来我们的习惯做法。

　　这个故事正是提醒我们，创新常常是彻底改变过去习惯了的思维和做法。这个道理对数学、物理、艺术以及经济学来说都一样地适用。改变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先穿裤子后穿袜子了。但如果我们的孩子能从小时候、从小事情就不断被我们鼓励其想法的改变，我们还是有希望在理论、进而在科技上走向创新主导的经济社会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