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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先生很谦虚，虽是“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学生，学术上建树颇丰，但他在《不要玩弄汇率》中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旁观者的抗议。我理解他所谓的旁观者，意指是他既不是政府智囊团成员，也不在学术圈。他是华友世纪的董事长，一个商人；所谓商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剔除掉那些浮华的东西，直击核心，而不是陷入利益集团与学院式的派系争斗和口水辩论当中。
他的这一脾性开卷就能感受到，没有引经据典、拉古扯今，而是直接列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十大谬论”，如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浮动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灵活性等等，然后逐一驳斥。商人最明是非，他的驳斥也甚为“无情”。在提到宋国青利用某贸易条件指标，得出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或恶化的结论时，他颇带讽刺口吻道：“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个指标。”
一般的著述，面对这类学术观点的冲突，总要把几个贸易条件列出来，把汇率理论也搬将出来，去伪存真，论个界限分明、一清二楚。可是向松祚却饶有兴趣地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说事：出口价格上升或下降，是商人们的生意决策，取决于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贸易条件恶化或出口价格降低，并不意味着自己吃亏了，更与“贫困性增长”没有因果关系。
或许商人眼中的汇率大抵如此，不管你的头衔如何，也不管你采用的是哪种研究方法，若不能完全阐释真实世界的变化，一切皆是枉然。除了宋国青外，向松祚对弥尔顿·弗里德曼、米德、约翰逊等经济学大师对汇率观的批判也是不依不挠，他把这些人称之为“荒唐的顶级经济学大师”，理由是，他们罔顾事实，把真实的世界设想得太简单了。
浮动汇率支持者将价格与汇率的关系给理想化了，并且漠视了预期、不确定性、各种政治经济金融风险对汇率的重大冲击。这一软肋显然容易被人抓住。向松祚直陈：企业家天天抱怨浮动利率之危害，经济学者却依然重弹汇率浮动优越之老调；“鉴古知今，经济学者必须反躬自省，经济学教科书亦当重写。”
事实上，弗里德曼于2002年 90大寿时，对浮动汇率理念已有所改变，趋向认为任何货币制度都需要有一个“锚”。然而此锚未明，弗老人已西去。不过近年来硝烟弥漫的汇率之争当中，一些原先捍卫浮动汇率的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起那个“锚”来。所谓“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细心的人能体味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因为浮动汇率并不能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被动应付汇率动荡的机会成本不可低估。
美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最近在《财经》年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问题是“收收放放”的循环，以行政手段遏制货币和信贷扩张是有限的，且破坏了市场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腐败，公众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投资决策被政治化。于是他呼吁，中国要想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就需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法治化、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但是在我看来，此市场化非彼市场化，在中国，所谓的市场化汇率机制，恰恰可能是另一种“收收放放”的循环，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无一不会产生逆向的投机激励。
我的一些朋友常感慨，现在的经济学者，少有像弗里德曼、蒙代尔一样，旗帜鲜明表明自己对浮动或固定汇率机制的热爱了。官员型学者考虑到自己话语权重的影响，常含混其辞，这自然有情可缘，一些所谓的汇率问题专家，却也每每就事论事，甚至不时当一下“墙头草”，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从这一层面上看，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的书名，或许能给这一群体提个醒：观点可以相左，但屁股不能东坐一把西坐一把。
事实上，政治元素在汇率问题上的掺杂，使得这一经济命题变得非常复杂。向松祚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履行国际承诺、肆意大搞财经赤字和货币扩张，“金本位制如是，布协顿森林体系如是，今日相对稳定之国际货币环境亦如是；应该指责的不是固定汇率制，而是各国某些政治家的不负责任、胆大妄为。”反观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乏盲目政治使命感刺激下的货币政策行为与观点。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说，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汇率不是儿戏，单个人可以不幸福，但你却不能轻率地玩弄汇率而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玩弄汇率》虽笔墨轻松而犀利，并且不乏幽默，但它绝不是一本“大话”之作，仍是一本严肃的读物———虽事关政经大局，但也与个人福祉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