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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世纪80年代出国去北美深造，阔别十年之后，重新踏上故土，所见所闻都使我惊诧。虽然早已耳闻这些年来的高速增长，但现实中国仍远超我的想象。最令我意外的，是娱乐业的崛起。酒吧、卡拉OK、歌舞厅、桑拿、按摩院等娱乐场所，过去几乎不存在，现在却是无所不在，且一个比一个“火爆”。
一位大学同学询问我的感想，我故作夸张地说：“痛心疾首啊，因为看到了‘全面复辟’。”我是在开玩笑，且还套用文革的语言，那种表达方式铿镪有力。尽管我出国多年，但还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国正在与西方接轨。我说，不，那是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接轨。这个回答却是认真的，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只有在亚洲地区，我才看到如此繁荣昌盛的娱乐业。
娱乐业在中国经济中迅速壮大，甚至超前发展，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生意场上盛行应酬，娱乐活动已是商业经营的前奏曲；而因应酬文化的需求，娱乐业就格外繁盛。
英美社会的生意关系是相当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所以英语俗语就有“Never mix business with pleasure”（决不要把商业与娱乐搅和在一起）；可在中国社会中，商业必须要与娱乐搅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其实，中国的应酬文化有其合理性，是生意经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那什么是做生意的特征？———不可确定性（Uncertainty），即以接受不可确定性去搏更大的回报。比如你给人打工，工资是每小时10元，那一天干了8小时活，就知道已赚了80元。可若是做生意，结果就很难说了，也许会赚，也许是赔，甚至要赔到破产。因为商场上有众多不可预测事件，潜在的争端，更还有打交道的对方，看起来谦谦君子，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谓的从商，是要在不可确定情况下作抉择，所以具有更大风险。从商者要有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老板的。
可世界上有矛，也就会有盾。只要有生意场上的不可确定性，也就会形成必要的克服机制。在西方国家，这一机制体现在法制的建立和健全，通过商法、合同、法庭、律师、监狱、警察等整套系统，来保证承诺的执行，保护双方的利益。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也习惯于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争执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法制的基础是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共存，所以才能推动市场交易的顺昌。但这样的社会机制在中国从来就是缺乏的，古代有法家的“法治”所强调的是刑法统治。如秦朝，是运用严刑苛法，轻罪重罚，制止百姓犯罪。法家提倡绝对尊君，强化独裁，以君主的绝对权威来保证国家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引进了西方的法制观念和体制。
在既缺乏执法的有效监督，也缺乏寻求法律保护的民众意识的情况下，减少风险，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与自己人合作，如果生意双方有血缘关系，那就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成为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也就能进行商业合作。其次是通过非血缘的联接，如同学、邻居、同乡、同事、故友等。因为双方的结识来自于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关系的初建不是以商业利益为基础的，又有对彼此的过去了解和共同的朋友。双方由面子和交情而联系在一起，就更多了一层信任，有了商业合作的基础。
但是，在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交易高度频繁和广泛，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所能提供的空间已是太小了，远无法满足业务需求。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要去建立和扩大联接关系。比如，在生意场上打交道，双方往往不是直接切入主题，而是作感情投资，先拉近距离，通过建立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通过结识对方家人和朋友等。由私人关系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度，当双方已是朋友、铁哥们了，骗、坑、害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也就有了解决可能的生意争端的感情基础。这样也就达到了减少不可确定性和商场上风险的目的。
所以，为了商业的成功，就要先成为朋友，所以需要在生活中广结善缘。而请客、喝酒、卡拉OK、按摩等应酬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娱乐业的崛起，所体现的只是市场发展满足需求。
总而言之，应酬文化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无论你喜欢与否，若要在商海中求生存，就很难“出于污泥而不染”。今天，我们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文化弊病很多：浪费资源、耽误时间、影响健康、降低社会效率，更是孳生腐败的温床。应酬文化起源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机制，治本之策便在制度的完善，使之丧失赖以存在的土壤。政府三申五令地在反吃喝风，那只是治标。以台湾为例，早年的官场应酬也是如日如炙，但近年来，随着制度监督的加强，行政部门已是职能机构，也就成为了清水衙门，吃喝之风自然也就减弱了。是啊，如果在体制内，可办的事就能办到，不可办的就不能办，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去找关系、拉关系？
我们再来反省中国官场上的腐败大案，根本还是在制度的不完善。如果有程序上的规范、透明和有效监督，如果关系经营很难带来经济的巨大实惠，商人难道还会有寻求官商勾结的强烈动机，还会愿意在贿赂上大量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