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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中国储蓄和投资都达到GDP的40％，FDI的数量也稳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我国的生产效率还远未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近10年来效率的增进又在走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即每单位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资本边际生产率在下降，进而使利润率下降。换言之，投资过多引发了增长效率的疑问。
对此，不少人从表象出发，认为问题出在有效需求尤其是需求不足。他们立论的依据是：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普遍丰富，人力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某天晚上，一个经济学爱好者就极力向我证明这点。在他看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住了生产潜能的发挥。结论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按理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与此同时，认为增长的真谛在于实现更多的消费也是无可争议的。
可是，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自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基本逻辑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决定储蓄和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同样，持续的投资膨胀所造成的大面积产能过剩表明，并不是任何投资都必然会被市场和消费者确认为有效的。
不妨再看看印度的例子。印度的发展基本跨越了工业化阶段，直接把高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服务业之上，它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一半，所引进的外资长期以来也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可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仅比中国低30％，更重要的是，印度的软件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金融自由化在改革之初就得以完成，民营经济极为活跃。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的。这种模式强烈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而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高额储蓄率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下降。这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巨大挑战。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持续高投资的形成缘由。我以为，强势政府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在东亚比较中看出。在东亚，儒家传统的勤俭通常被当作是高储蓄的原因，而高储蓄则形成了高投资。可是，这无疑是在说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经济模式的不同。如果这样，理论家留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轻松了。实际上，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各国东亚的政府充当了推动高投资的重要角色。拿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型战略是政府集中资源搞建设的合理理由，而在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推动了以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等领域为主的投资热情。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费不足无异于舍本逐末。毕竟，既便是在当前，投资仍然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担当的，而消费却是私人决策的。经济学一再告诫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