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在瑞士的朝圣山（Mont Pelerin）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这便是“朝圣山学社”的首次会议，世界各地、各个学科、学院内和学院外共36位学者聚在一起，纵论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格局，寻求共识，展望未来。

　　如果我把参与其事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记者以及政府官员完整的名单抄下来，恐怕读者们要不耐烦的。就让我摘录几个日后声名赫赫的名字吧：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F．Hayek)、奈特（F．H．Knight），纽约大学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曼切斯特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伦敦经济学院的波普（Karl R．Popper）以及年轻的来自罗得岛的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和第一次离开美国赴会的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

　　这是份超豪华的名单，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一大堆，其他的要么是学派领袖，要么是学科创始人。但在当时，他们多半是受到排挤、压制甚至受到迫害的学者。二战刚刚结束，苏联拉起了铁幕，中国陷入内战，美国撑起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正在全世界流行。各国都紧握着权力，希望依靠日益强大的管制力量来实现各自宏大的抱负。

　　哈耶克在1944年完成了《通向奴役之路》，矛头指向不是如火如荼的二战，而是潜在的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制度，它背后蕴涵了极大的危险。大家都公认这是本巨著，可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似乎还有一些分歧。哈耶克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在自由和民主遭遇如此威胁的情况下，偏向自由市场态度的学者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一次，谋求共识，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朝圣山会议的时代背景。从广义上看，被邀请的参与者都可以算在同情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之列。但若再仔细分析一下名单，则又可以看出微妙的流派纷争。

　　有一本刚刚被译介进来的书《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介绍了“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明争暗斗。首次朝圣山会议正是两个学派第一次公开交手。

　　朝圣山学社是个开放的社团，吸收各个领域的学者，但以经济学家为多，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是其中的主力。虽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很接近，思想来源却完全不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参加首次会议的布法罗大学的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是熊彼特的学生，也可以归入奥地利学派。此外，波普和波兰尼，一个专攻哲学，一个专攻化学，但都保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极大热心，年轻时也都在奥地利的气氛下熏陶过。

　　芝加哥学派的阵容则更加庞大。芝加哥大学的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和奈特正当壮年，是当时芝加哥学派真正领袖。施蒂格勒还在外面漂泊，要到十年之后才重返芝加哥并建立起声誉，被公推为芝加哥学派领袖。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也理所当然算作芝加哥的荣誉。而弗里德曼更是刚毕业没多久，初出茅庐，迪雷克特主要是叫他去见见世面。

　　芝加哥学派对自由市场的理解，一面来自英国传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面来自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惨痛认识。经济学在美国的流布，那时不过几十年光景，所以山头林立，流派纷呈。芝大并无很强的经济学传统，底子就是在奈特、迪雷克特等资历不深的青年教师努力下积累起来的。可惜时运不佳，遭遇美国大萧条，进而席卷全世界，让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芝加哥学派从来就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简单粗暴地干预经济的，他们信奉看不见的手，而不信凯恩斯的手。

　　而奥地利学派对自由的认识，看起来要深沉很多，毕竟和这些学者的经历有关。哈耶克身处芝加哥大学，米塞斯在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从奥地利漂流到了世界各地。这是魏玛德国时期就产生的现象，大批优秀学者特别是犹太人受到排挤，不得不出走国门。随后是残酷的屠杀和二战，经济大萧条对他们的刺激已经不是那么重了。其他几个来自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参会者，经历上也颇类同，都感受过纳粹德国的恐怖力量。

　　毫不奇怪，会议在货币、上帝两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前者是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后者是有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之争。奥地利学派对自由抓得更紧，无论政治、经济、货币，都必须严厉拒斥国家力量的介入。反过来，芝加哥学派要实用主义的多。包括奈特在内，他们并不关心是否在政治哲学层面达致真正的自由，他们只关心市场。认为为了保障自由的市场，在特定的时候甚至可以采取一些不自由的经济手段。

　　这个分歧既重要也不重要。它毕竟暗示着两种经济学理念和进路，两派日后各自发展，互不相容，至今依然。但同时，两派基本达成一致的政治立场，从而有了“朝圣山学社”。

　　一个甲子过去后，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在货币理论上的分歧逐渐消失也罢，有人说朝圣山学社已名存实亡也罢，当年只有36个代表勉强支持的政治哲学理念毕竟已传遍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