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中国企业编年史，吴晓波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从1978年到1992年的上卷本。面对这个不可复制的、充满激情和变革的时代，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中国企业史写作方式，一种从个人出发，回归个人的优美而切实的纪录。他多年来作为一个“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的“双重间谍”，在对文字的热爱琢磨和商业操作中游弋自如。他当新华社记者多年，接触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商业界的诸多风云人物，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他还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商人，和能干的妻子一起运营自己的公司；与此同时，他又承继了江南文人传统，爱书如命、极为好学。这种极度分裂的“三重人格”赋予了他一种超越于单一身份的写作者的眼光，使他既能够体会商业时代热气腾腾的野心，又能够跳出其外观察和描述它的生态环境、它的光芒和污秽，而不至于被某个身份的局限性纠缠。

　　促动他去写这本书的念头源自2004年7月的某个下午，在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的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沟通中，他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忽然凸跳出来的课题。

　　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也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没有像样的先例可供参考，他称“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盗墓者，风黑云高之夜，在硬土里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挖一个脆弱的瓷器，那分辛苦真不足与外人道。”这期间他“顺便”做了一个网站，把查到和拍到的很多剪报、图片等放在一起，做完后应该有上千万字和2000多张历史图片，做了分类，做了专题，带检索的功能。

　　就算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商业背景的普通读者，或者你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外国人，也会被这本书所吸引。因为吴晓波的写作气息清新而有趣味，此书也因兼纳了新闻记者、清代笔记小说作家、法国年鉴学派和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观察角度，而获得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之间张力的平衡，并能通过很多看似不相干的信息（比如流行文化）传导出企业背后跳跃的时代精神。一曲《希望的田野上》给一个菜贩子提供了多少安慰和向往？他后来成为了“指甲剪大王”，生产全国60%的指甲剪；阿瑟·米勒创作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在1983年被带到中国舞台，但要等到“若干年后，当商业的幽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的时候，人们才可能真正体味到威利·洛曼式的悲凉”。

　　个人的面孔从来都没有从这本书中消失，个人的欲望、梦想、痛苦和挫折。因为“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不仅仅是企业家，整个国家都是如此。一个试图给工厂提高效率的厂长步鑫生，在被列为全国典范之后开始陷入疯魔，最后被自己的自大和粗率毁掉；一个把“让家乡人民致富”放在其他国民生命安全之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县”地方官；一个机智地在中央寻找支持，并拿自己的乌纱帽力保福建改革开放的省委书记项南；一个因为无知而参与温州“抬会”的妇女被判处死刑，另外两个平阳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绑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箝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1992年8月由全国蜂拥至深圳购买股票的上百万疯狂股民。很多故事是疯狂的，带有泥土、钢铁和血的味道。正是这些个人将中国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他们还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清晰的面孔。他们或许卑微或者显赫，但是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渴求是一样的。

　　本书试图涵盖的时代波谱很宽。横向，它将中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商业发展作了一些比较；纵向，它记录政策制定者和“草民”的各自命运。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头20年基本是在对西方笨拙的模仿中推进的，我们看到，邓小平在松下受到启发，陈春先在硅谷受到鼓舞，看到一个市场经济如何从零开始成型。

　　有人曾经批评这本书忽略了那些“宏大”的企业，比如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觉得这些民营企业不值一提。这种短视而自大的势利态度也不少见，但是他没有看到，笨拙的、靠垄断来维持既得利益的国有企业不能代表未来，它们不可能成为国家活力的持续源泉。真正的青春来自那些自发的力量，就像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James Kynge在写作新书《中国震撼世界》时所发现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至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作者在结尾处所引用的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那段“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大概是对中国式“镀金时代”生存法则最贴切的概括：“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那种。”

　　当然，不能期待这本书能够囊括一切。它不是分析性作品，甚至不是一部正统的史书。这个计划过于庞大，仅凭一人之力，两年时间远远不够。而且，其中还有很多中国式的障碍，比如无法得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更多细节，或者企业家与政界的关系网究竟如何编织，等等。另外有一个没有充分阐明的前提：1978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邓小平的设想所致，也是迫于无奈———当时，在财政上，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了。此外，此书明显受到《光荣与梦想》的影响，模仿它庞杂的魅力。但是在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时力度较弱，有点力不从心，大概是因为图景过于庞大，很容易聚焦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