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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日前撰文指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经济理论。他认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以成思危的地位之尊以及在学界和经济企业界的影响，也来谈企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可见这一问题的确是到了必须加以重视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市场经济是不讲道德的，从而给企业和资本带来不好的影响；也不仅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要走出去以后在国外遇到了有关“社会责任”的拷问；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到了企业和资本必须讲社会责任和道德的时候：企业追求利润的内在逻辑已经外化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想，它已无法将讲道德的责任推诿给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其他力量通过立法与金融市场直接为企业和资本服务，滋润了公司机制的存在，商业组织由此须为其他社会力量的贡献负责；工薪阶层通过社保和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主体支撑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市场价值；等等。
但是，企业和资本并不会自动讲道德，实现其社会责任。要使企业讲道德，成思危认为消费者应该成熟起来，不买不道德企业生产的产品；社会舆论应该对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谴责，对勇于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赞扬、鼓励；同时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对违反法律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严厉惩罚；等等。这固然是必要的，然而我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甚至并不必然会使企业讲道德。企业要讲道德，一要有内在的需要，二要有外在的压迫，而要实现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唯有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政府的严厉监管。
企业是利润的动物。为了利润，可以不讲道德，敢想敢干，只要留意“警察”。有了利润的动力，也可以大讲道德。这其中的关键，就看一个社会的产权、竞争、信用和法治状况。分析企业不讲道德的深层原因，不外乎三方面：一是产权不清或产权虽然清晰却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二是转轨经济时期政府政策行为的无约束性及与之相关的政府不当管制；三是缺乏一套统一的诚信制度体系，对企业失信行为的约束惩治机制不健全。
产权自不必说，明确的产权制度是最好的利益激励机制，它为企业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稳定的理性激励。而产权制度建设滞后，则会产生一些不道德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企业行为。政府放松管制或管制不当也会产生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有效避免企业乃至社会大面积的道德滑坡现象。道德、产权、法律是社会信用制度的三个不同层面。从道德角度讲，诚信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旺，国无信不强。从产权角度讲，信用是产权的延伸。只有明晰产权，企业和个人才有讲信用、重信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从法律角度讲，法律是最高的诚信。道德约束、产权明晰必须有法律作保障。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才能真正规范市场主体的信用行为。
但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依赖于竞争。道德、产权和法律都不能代替竞争发挥作用。信用的基础是公正，公正在而信用存，公正又傍依竞争而生。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对于企业道德体系和社会信用的确立非常重要，竞争是推动企业伦理进步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道德规范进步程度就会越快。因此，对企业而言，道德和信用建设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只有在竞争中，企业和个人才会在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讲信用和不讲信用、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均衡考虑中选择一种道德追求，通过重复博弈，经过一定的磨合后才可能达成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进而尊重对方的权利。
不讲道德并不是企业的天赋权利。在透明的经营环境之中，赤裸的企业无处可遁，不仅要对股权持有者负责，还要对内部员工、政府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类利益相关者负责。现在有一些企业为获得短期的利润，忽视商业的道德逻辑，认为只要赚到钱，就可以放弃道德原则，采取卑劣的手段和行径获取利润，这正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和缺乏监管的结果。只有竞争和政府监管，才能使得企业讲道德不仅是其不得不为之的管理内容，而且是新的竞争优势之来源。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