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次，我在本专栏里提及北京的普通市场买不到国内不少地方的优质水果，那时我抱怨贴着“琯溪”标记的柚子往往难以入口，没有这个标记的反而鲜美怡人———尽管“琯溪”柚是古时贡品，又是现在名优农产品的注册商标。这次口福很好，又买到一次好柚子。怎么鉴别？实在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只是凭借经验，特别留意没有“琯溪”标贴的漳州柚，然后———挑贵的。同一个市场里的“琯溪”柚虽然像模像样地标有种植者的手机号码，仿佛专门定制，也只有2元一斤，那么要价2.5元的非“琯溪”柚，不就很值得买回去一试吗？
果然如此。这一次，是托了价格差异的福。但这经验换个场合也许就适得其反，假如家门口的菜市场里所有的草莓都是一个地方批发的，其中最贵的标价10元，而另外一家超市里的草莓标价15元，想从中挑选出更好的来，恐怕只能做好吃一堑长一智的准备了。我们可以自以为了解标价12元与3元的OralB牙刷所存在的细微差别，但面对每一批都可能来自不同产地的水果，眼睛又看不出明显的差别时，能做出什么判断？———这时，只能假设水果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差，然后选择价格最低的———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习惯。
所以，当水果种植者抱怨他辛辛苦苦培育的优良品种在北京卖不上价格时，未必是因为北京来的批发商盘剥过甚，也未必是因为北京的消费者收入过低。很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实在是没有办法预知其品质，因而只能参照较差的品种来报价。
假如你和我一样，有在小城镇生活过的经历，你也许会疑惑，我们的母亲不是永远都很清楚哪个地方的哪种水果最好、什么时候上市、什么时候味道变差吗？是的。我的印象也是如此。但距离改变了一切。当我在南方老家生活时，每到六月，杨梅上市，我们先把杨梅分成早熟的外地梅和晚熟的本地梅。本地梅要比外地梅受欢迎，但本地梅又不止一种，它的产地区别往往精细到镇或者某条山岭。对外地梅，我们却只能大概地知道它们来自福建。后来才知道，虽然我们一直认为福建杨梅品质较差、只能在本地梅未成熟时解解馋，福建人、潮汕人却也种植有各自引以为荣的名品，哪里只是一个名目可以概括得了的呢？
你看，品种与种植条件的差异无处不在，不仅在南方———北方、浙江———福建这样的大范围的对比是如此，再小的区域里，它也无法消弭。只不过在运力不足的过去，一地生产的水果所能到达的范围有限，在一县一乡的小范围内鉴别的经验也容易形成，如果距离较大，就会出现类似对福建杨梅这样的误判。而现在的水果种植，是遍及全国的产地在为遍及全国的市场服务，难以挑选理所当然。因此消费者难以合理估价———优质水果便转而出口。
优质水果出口能有相对较高的价格，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解释就是：日、韩等国的水果本来就比较贵。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与普通水果相比，优质水果更倾向于出口。在我看来，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在水果出口的体系下，承接中国产地与国外市场的外国进口商通常采取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这套标准不仅筛选掉了品质较差的水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为优质产品给出符合身份的价格。如果把它看成是果农们用来给水果分等级时拿着的圆孔尺板，那它在漏下较差果品的同时，也让优质水果醒目地浮现出来。因此无论果农在这种出口体系中多么缺乏经验，多么缺乏议价能力，至少对方的报价能够让优质水果与普通水果有足够的差别。
这种标准有多严格？从出口日本的橘子罐头就可以略见一斑。日经BP社记者田原真司曾报道说：“日本进口商不允许最终产品中混入不标准的橘子。”所谓不标准，是指去皮之后，橘肉有所变形或破裂。零混入的标准让中国罐头厂老板挖苦田原说：“难道日本人不是用嘴，而是眼吃橘子不成！”
毋庸讳言，这样的标准，在中国的水果市场上完全不存在，却正非常有必要建立起来。不过我并非呼吁政府要为柚子或者橘子再多负些责任，相反，我只求诸像各位一样的个体。我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也能有所作为，至少从那些标有生产者联系方式的柚子开始。像测试CPU、显卡那样品尝不同的柚子，逐个对比，也许一个来自公众的尺板就此诞生。这样的尺板当然不是为了让我们用眼睛吃橘子罐头，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相信本国生产的优质水果乃至其他农产品。在这个前提下，合理的定价才可能达成，形态日益复杂的消费者与同样日益复杂的生产者之间，才能够有一条链接共赢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