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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台北，与我的想象多少还是有些差距。一则台北这座城市并非是高楼林立、喧闹异常，而是多了些平和、多了些宁静；二则所见所遇的市民自律性较强，内敛中透出谦恭，包容中透出强烈的道德感。客观地说，在台北，东方的儒雅气质和西方的务实特点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地域文化色彩。
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速度上看，台北是不能与大陆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同日而语的。如果从城市的体貌特征上比较，台北或许也不如大陆这些城市；但是，如果从城市的品性和内涵上看，大陆的这些城市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古人云：内外兼修，方得正果。城市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呢？也许，一座硬件条件优良的城市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但这种吸引只是眼热和冲动，当你熟悉以后，或许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并发现很多的内在缺陷，以至厌倦或者保持隐忍冷漠。与此相反，一座软件良好的城市，也许它的硬件不足以吸引你的眼球，但当你真正体验和感受到它的品性以后，它会让你长久地惦记。当然，我这里的城市软件条件指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民风和某些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灵的城市传奇。我知道，在大陆，不少人会把济南视为这样的一个范例。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北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正因如此，台北的包容性很强。并且，在东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数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与西方国家相似。人与人之间在保持执著、务实态度的同时，又不乏人情味。一些显见的现象是，人们的生活秩序井然有序，上公交车时会自觉排队等候，公共场所看不到置他人于不顾而抽烟的现象，相互之间的口头交流细声细语、不愠不火。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会拿中国人口太多来搪塞自己在软件上的落后。当然，我并不否认人多是大陆许多城市环境变得恶劣的一个原因，但人多并不是确切的内因。记得一位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把人口过多看作是中国经济社会落后根源的根本原因，是幼稚而可笑的。原因是，与50年前相比，中国人口至少翻了一翻，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潜在发展能力却在显著增强。反过来讲，中国的人口规模恰恰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一则可以增强政府的自律意识，促使它们更多地为国家未来的命运思考、谋略；二则适当的人口规模是确保分工水平的关键因子，缺乏一定的人口数量就意味着需求能力的有限，而有限的需求能力是难以支撑经济顺畅发展的。
当然，伴随着大陆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一些城市在软件环境上的恶化也在情理中。试想，在只有通过争抢才能够获得机会的条件下，非文明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了生存的唯一之道；在民众默然对待非文明者野蛮行为的条件下，文明行为和文明者反而成为“过街老鼠”；在政府“三令五审”制止不文明现象而无显著提高的前提下，文明规范就被非文明规范完全取代。其实，前两年大陆兴起的“国学热”就是呼唤城市文明复归的一个信号。当前，中央政府适时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在这一战略的导引下，破除不文明陋习以凝聚城市文明精神似乎也到了关键时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务之急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个人的社会良知。方法有以下几个途径：一启动新全民教育。让所有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力，尤其是在一些贫困的山区或者经济活力欠缺的地区更应该给予充分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义无返顾的给予资助、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新全民教育的方式要灵活多样，不可形式化。二改良现行各学校进行的思想教育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社会文明实践体验，比如，组织学生体验盲人生活，为学生设置文明账户或积分卡；同时，要督促学生对自己家长的行为约束。三加强制度的约束力，抓住一个罚一个，以警示他人。无论如何，文明道德行为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在小处可以体现为一个地区的民风，在大处则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威。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绝不可轻易地认为物质实力是衡量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为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把遵守社会公德作为赢得他人尊重的原则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