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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物质的摧毁就能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从此就会告别可恨的“传统”而一步登入“现代”。可谁知，“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国越是改革开放，物质财富越是增长与宽裕，中国人们越想从人文精神上去“寻根”，“传统”不仅在供给人们进步的营养，并且还在彰显对世界的积极意义。
不是吗？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古典作品的通俗解说，如今成了人气极旺的畅销书，以各类中国历史题材为蓝本的影视文学作品，越来越兴盛；大街小巷，人们以寻求诸如“唐装”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特色的服装为“时尚”； “孔子学院”越来越多地扎根世界各地。
近十多年间社会现象、思潮的反向变化，有非常值得细细研究的内容。自19世纪起，中国落后了。落后的结果，就是那么多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与割地赔款，而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面前，把历代祖先创造与传承下来的文化看作是落后的原因。于是乎，就使劲批“传统”， “精英”们纷纷与“传统”划清界线，忙不迭地向世人表明惟有西方文化观念与经验才是“主体”，才可以“救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对各类文物古迹，在外来强盗破坏的同时，国人也加入摧毁的行列，有些甚至比洋人表现得更凶猛。
随着中国各界与西方交往的增多，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自信心渐渐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元气也在慢慢恢复，知识界中头脑清醒的学者面对西方文明开始运用学习与批判的工具，在探讨中国发展与复兴问题时，关注起了避免“现代化框架”束缚与误导的问题。
不容否认，仍然弥漫在当今的强烈气氛，是不少学者与决策者在研究和决策时，总是去寻求西方经验与思想观念的支持，凡是在西方经验中找不到的，或即使西方经验中曾经有过但现在已不再有的做法，就被认为不可取；凡是不符合西方思想观念中的理论，就被断然认为是落后的，没有解释力的。换言之，就是将西方经验当作即时的“当然目标”，将西方的已有理论当作“当然的思想前提”。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框架”的束缚与支配。
这一束缚与支配相当历害。正如邓正来教授总结的那样：“‘现代化框架’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的‘暴力’；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语境化’或‘路径化’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问题是，这一“现代化框架”本身具有着极大的谬误，因而就有不可忽视的误导效应。且不说，这一思想框架是以“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两分观”为前提的，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绝对截然分离的“两分观”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传统中孕育着现代，而现代中亦蕴含着传统，历史不可分。仅就全场景世界发展历史看中国，中国的强盛史达数千年，不能仅以近代这两百年历史就断然否定了几千年强盛史中形成的中国经验、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领先世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强而不欺、威而不霸，透含着“一个伟大国家与民族的气度与底蕴”，这又迥然不同于两百多年前才起家的“现代国家”。
明朝时的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当时的大明朝，是世界的强盛领先者。郑和的庞大船队也绝对是当时的“航空母舰群”，既有主力舰，又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而且郑和率领的将军士兵达28000多人。这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浩浩荡荡的航海力量，经东南亚和印度，远到非洲，前后七次，没有霸气、抢掠、战争与鲜血。而在1431年郑和结束其最后一次远航的60多年后，仅区区带领着四艘船的葡萄牙人达·伽马，同样到了印度，却到处抢掠财宝，到处竖立标柱表明自己的所谓主权，硬是将别人居住几千年的地方说成是自己的。此后，西方的殖民者就是遵循如此强盗逻辑在海上四处出击。诚如南非一位政治家所讲：“西方人刚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了，他们手中拿着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
试问，为什么西方的经验与思想观念是我们探讨与实践中国发展与复兴的当然目标、路径与思想前提呢？我们占世界文明史绝大部分时间的强盛史所积累的经验与思想观念，就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继承吗？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探求中国发展与复兴的当代，实在不能丢了祖宗、传统与自我，岂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公平教育，中国也应不再强调与实施公平教育呢？真正的学者、实践家与开创者无一不是那些能够跳出支配与束缚了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框架”的人。要知道，只有一种光，无论如何是形不成彩虹的。无论哪种文明哪种传统，都孕育着现代与进步。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各种文明与传统的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