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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日本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出租车司机几乎是清一色的老人。后来，同事给我解开了这一疑惑，他们都是退休后在家闲着无事，再加上退休金比较少，所以出来开出租挣些家用。在日本开出租是个清闲的活，收入不高，晚上地铁关闭之后，生意才有些起色。老人有了这些收入，就能与日本社会的平均水平持平。在日本的超市，基本上都是一些50多岁的老大妈在当营业员。
这些现象都与中国现状差别很大，因此引发我对工资结构、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思考。
或许我们大家对垄断行业高工资危害性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扼杀整个社会生产发展动力。
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认为，人才的流动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走的。如果高工资行业是那些富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素质的人才集聚之后，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信息产业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如果将高工资配置给垄断行业，将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性社会，稍有能力的人都想挤入其中，社会上再也无安心投资生产之人，大家都想从寻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配置在寻租性行业高素质的人才，凭借聪明才智会设法增加寻租机制，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由此将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则往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则用俄罗斯转型改革来论证这种危险性。根据俄罗斯“私有化之父”安纳托利·丘拜斯等人的“伟大构想”，一旦那些还没有界定清楚的巨大社会财富私有化了，就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一夜之间获得财富的富人，出于利益需要很有可能会延伸出各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得“大爆炸”之后的俄罗斯重归法治的稳定社会结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精英还想到更好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通过和地方政府勾结获得更多的特权，或者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优良的石油开采权等等，而另一方面他们则绕开外汇管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就是当代精英治理下的俄罗斯现状。资本家致力于更大的特权和财富转移，更多人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涌入到寻租行业中，或者是挤入能源部门。由于这些人才的流出，俄罗斯在国际军火和技术出口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是这几年火爆的国际石油市场才挽救了俄罗斯的经济。
那么，什么样的工资结构是最合理的呢？最优秀的一流人才应该配置在哪里呢？
按照当今一种公认最佳的社会人才配置结构，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的人才则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的人才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太有悖于与中国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
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百年屹立的霸主。它长久不衰的经济增长奥秘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精英体系在支撑着它的经济体制，使其拥有良好的国家创新能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面多多。而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则未必集中着最顶尖的人才。前几年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搞恶的FLASH笑话，大意就是说小布什的智商是历届总统中最低的，但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却引领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没有在企业界从事科技和市场开发的一流精英在支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类型的社会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收入的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会大。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工资收入，就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中等工资收入，不高也不低。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分的人数基本上一致。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亿中流”社会可能并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坏的。可以这么说，日本的经济的确很强大，但要成为一流强国，可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除了历史、地缘政治的关系，就是因为日本的工资结构决定了它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
毫无疑问，高收入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之中的倒挂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那些精英既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力要比一般人更加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我们不能不担心，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不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改革事业前功尽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