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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的《品三国》，使我想到《三国志》的可靠性和《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志》“尊曹抑刘”，事出有因。《三国志》作者陈寿曾仕汉，为观阁令史。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作为降臣，他在政治上坚决划清界线，讳言“汉”国号，而以“蜀”地名取代之。后世学者大都以魏、蜀、吴取代魏、汉、吴，以讹传讹。晋承魏祚，只有承认魏的合法性，才能彰显晋的合法性。因此，尽管曹操未称帝，但《三国志》不惜破坏纪传体史书惯例，开篇就是《魏书·武帝纪》，以示正统。昭烈帝刘备，虽然也算苗正根红，但《三国志》决不让他享受皇帝待遇，而只作《蜀书·先主传》，以示僭越。我们如果也跟着陈寿“尊曹抑刘”，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
陈寿的人品似乎也有问题。《晋书·陈寿传》谓：“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前一件事表明，陈寿写《三国志》，居然已市场化运作。后一件事表明，陈寿公报私仇。因此，《三国志》尽管是前四史之一，但并不可靠。
《三国演义》社会影响超过《三国志》，早已成事实。一些士大夫和学者，因把《三国演义》看作史书，成为笑柄。袁枚《随园诗话》记“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衍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宪皇，指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关玛法，满语尊称关羽。）
但因此把板子打在《三国演义》身上，却没有道理。确实，“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但一些士大夫和学者未记住甚至没有阅读《三国志》，恰恰是《三国志》自身局限造成的。在我国，比三国辉煌的历史时期可以找出很多。如果没有《三国演义》，我国老百姓对三国历史恐怕不会有什么兴趣。《三国演义》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形式，普及了三国历史。这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不能从以正视听的角度，指责罗贯中杜撰历史。看重经史子集，鄙视民间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封建观念。
央视“百家讲坛”不是校园里的课堂。央视网站说，那只是“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它通过“培养专家、学者的公众意识”，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校园里的课堂不会有这样的功能，学术刊物也不会发表易中天、于丹的演讲稿。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以治学标尺去衡量易中天、于丹的讲解。易中天、于丹通俗地解析经史，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扬、普及语言艰涩的经史的作用。让老百姓通过于丹之口多知道一点《论语》、《庄子》，这有什么不好？易中天如日中天，于丹成“学术超女”，恰恰表明了社会有这样的需求。或许，他们的演讲有这样那样的具体错误，但他们无法篡改《三国志》、《论语》文本。因而，我们不用担忧什么。虽说《三国演义》社会影响超过《三国志》，一旦需要，我们仍可以分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至于老百姓是否把小说当成历史，并不重要。倒是硕士生中，玩“三国志”游戏的远超过读《三国演义》的。经史子集就更少有人看了。因此，从普及中华文化的要求看，我们需要易中天、于丹等人。
股评的作用是什么？依我看，不在于能否正确指导人们买卖股票，而在于启蒙人们的投资意识。即使是有高等学历的投资者，在最早接触股市时，通常也都阅读过股评。现在新开户的初入市者，也大多如此。首先通过阅读有关证券投资的大学教科书，然后成为股票投资者的，恐怕只是个别人。但成为老资格投资者后，大多又不看股评。这与文史工作者不会去读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不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