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复杂性的，是经济学者群体的分化。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当中一些人和某些声音的偏狭，他们将经济学当作了可以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日益脱离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那种宽阔视野，成了越来越狭隘的分析与解释工具。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经济学者竟然将这越来越狭隘的工具当作了当然的结论，并在各种涉及到国家与社会运行的重大决策场合大肆鼓吹，得出了一些本末颠倒和脱离社会经济现实的政策观点。

　　就说这绝大多数人离不开的铁路客运吧。在人口大流动的当今中国，急于回家过年和年后返城而迅速聚集的排山倒海般的普通人群，自然会使“春运”期间的火车客运需求迅速上升，但供给却相对稳定。有些经济学者正是根据这一供求形势，从纯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出发，认为“春运”期间火车票价应该提高，似乎这结论理所当然。但是，这一现实社会活动并非完全是由纯经济因素决定的，更不是全部由可以数量化的经济因素所决定。我国的铁路是由政府直接完全垄断的，供给者只有一家，根本没有竞争。在需求迅速集中上升的可确知期间，那个惟一供给者就涨价，而在平时不管需求如何起伏，也不降价，能说合理吗？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将这一现象放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在单个供给者完全垄断的市场上，供求决定价格这一工具的现实适用性和解释力就小得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更不用说，这里还有超越现代经济学视野范围的因素。所以，仅仅根据纯经济学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就难以合理，就不得人心，遭到普遍反对也是很自然的。

　　自20世纪以来，经济学迅速抖落掉古典经济学所积累起并娴熟运用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成分，以及与之相联的分析工具，几乎自我封闭起来。切断历史而对微积分过于痴迷的经济学学者们一味陶醉于新古典经济学起始的精巧数学结构中。这些仅处于表层的“机械安排”使学者们忽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思想意义，陷于形式之中而看不见思想内涵。如此演化的结果，用“经济分析史”的大师熊彼特的话讲，终于使经济学退化成几近“纯粹的理论经济学”，甚至成了“数学的附庸”，数理逻辑替代了经济与社会现实和历史。而“理论经济学”或“经济理论”是什么？用上个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说法，就是“一箱子工具”。工具只是加工产品的器具与手段，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产品，工具的不恰当运用无论如何也无助于有价值产品的形成。所以，经济学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工具运用的结论。

　　实际上，经济学的原意并非如此，至少到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马歇尔本人及其以前，经济学者首先是从观察到的社会经济事实出发，非常注重历史与社会因素，以及与之相随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分析，因而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学是开放的，并没有一味从“一箱子工具”出发，更没有自负到拿工具当结论。

　　依我看，迄今为止将经济学各种应有工具结合得最好，特别是将历史性分析与社会性分析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发挥得最佳，因而对现实社会经济过程分析解释得最服人的经济学大师或流派，非以下者莫属：马克思、以庞巴维克为主的奥地利学派、以桑巴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斯·韦伯以及集大成者的熊彼特。

　　仅就分析体系与工具运用而言，马克思经济学远非今日狭隘经济学者所能超越的，其经济学概念的广泛，对纯理论经济分析工具同历史性与社会性分析工具的完美结合，从而对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的经济机制与经济制度所作的分析，及由此凝聚的思想，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奥地利学派在将边际效用学说作为其经济理论核心的同时，也强调经济学的社会性，对非经济因素构成的社会问题非常关注。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桑巴特首次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韦伯则对这一概念予以了充分发挥，从其去世后由其夫人代为编辑出版的《经济与社会》就可看出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家中惟一对马克思主义作过认真研究的熊彼特，从庞巴维克那里继承了对社会问题的注重，将韦伯已经发挥得很好的经济社会学继续发扬光大。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熊彼特几乎是最早大力提倡充分利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他并没有沉湎于数理逻辑的“机械安排”中，而是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的统一，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从历史、统计、理论与制度等方面入手，反对经济学者轻易给出各种政策建议。

　　本来嘛，所有市场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人类的经济行为都是一代代传承着的，历史是延续而不可分的。所以，以专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怎么可能离开了历史与社会性分析工具，又怎么可能回避社会问题而仅用单纯简单的数理工具来得出结论呢？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活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本质看，还是从真正经济学的应有发展视野讲，在当今经济快速转轨且异常活跃的中国，经济学者应该跳出狭隘的眼界，正确综合而又科学地运用经济学的应有工具，少些偏执与自负，多些“现实世界”的感受与观察，更不能想当然地随手拿起件简陋的工具就当结论，工具永远不是结论！能否得出科学适用性的结论尤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意见，更是需要工具的健全完善以及对“一箱子工具”的正确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