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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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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版:上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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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尔森笑容后面藏着金融博弈
    70年前, 托尼在华研究农村
    工具岂能当结论
    温和加息: 中国央行不愿引起市场震荡
    次级贷款风险不大会波及美整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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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 托尼在华研究农村
    2007年03月19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梁捷

      

      有一次去图书馆,去借英国老牌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1929年出版的名著《平等》(Equality)。书拿到一看,是当时出的原版,沾满了灰尘。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托尼的签名。落款下面还有日期,1931年3月6日。恰好我去年读过最新翻译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所以知道托尼那时正好在中国南开大学访问。书上还有一段托尼的亲笔文字,大意是感谢某某博士的热情照顾。可那位博士的名字缩写,却因为日久漫漶而看不清楚了。托尼这段文字上被恶狠狠地盖上了“注销”的图章,书后还贴了一张上海旧书店的标签,定价2.5元,只是不知它最后怎样又回到上海图书馆了。

      网上可以查到托尼教授的签名,对比一下就知道真迹无疑了。

      无论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是近代政治活动史上,托尼都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托尼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拿到现代史的学位,辗转几个学校任教以后,来到费边社巨擘韦布创办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他长年在这里教授经济史,影响了整整一代英伦的年轻人。

      托尼的工作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很了不起。一战前后,马克斯·韦伯是欧陆学界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轰动,后来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了韦伯的学术声誉。当时对于韦伯的这套解释资本主义的理论,学界争议很多。最激烈的是同为德国历史学派继承人的桑巴特。他写了《奢侈与资本主义》试图完全颠覆韦伯的论证,说明不是节欲而是纵欲才催生出资本主义。另一位宗教学者特洛尔奇也写了《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批驳韦伯幻想的宗教分析。

      英美的经济学界,似乎极少有人具备深厚的经济和历史学涵养,所以大家都很难对韦伯的论述插上什么话。只有托尼是例外。他对基督教有极深的研究,求学期间主要研究中世纪英国经济史。而教会史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他是下过苦功的。所以他在1926年精心写成一本题为《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小册子,扎实地讨论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对教会很有限的作用,客观地批评了韦伯一些夸大的地方。这本小册子在西方流传极广,日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当时还同样年轻的弗兰克·奈特就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去年,这本书终于有了中译本。

      再看托尼在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问题上的影响。他本人始终是费边社核心成员,和韦布、拉斯基等人关系很深。托尼坚持费边社主张的“渐进地改良世界”原则,身体力行,加入“工人教育协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其中一半时间是这个协会的主席。

      费边社的思想较早传入中国,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曾经时髦,所以国人对托尼其人其书并不陌生。现在很容易找到的书就有,1928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1930年神州国光社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主要是他讨论社会实际运作和教育的著作。当时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自称受惠于托尼极多,亲自翻译过托尼多篇论文发在杂志上。蒋廷黻反复称道《十六世纪的农村土地问题》,推荐给学生看。这是托尼拿学位时写的,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我们都知道,后来蒋廷黻最著名的学生是费正清,长期执掌哈佛的中国研究,现在已经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历史研究。

      1930年底,托尼应南开大学之邀访华。他可不是像罗素或者杜威那样来讲学或者游览,而想在中国扎扎实实做些研究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系建立不久,正由耶鲁毕业生何廉主持,加上同是耶鲁毕业的方显廷刚刚回国,很想联手大干一番事业。

      据方显廷回忆,托尼到了中国就说想调查农村的土地和劳动状况。本来有资本在中国学生面前大吹一通的托尼,不愿多讲自己,只想工作。好在何廉与方显廷素来重视资料搜集和整理,可以便捷地为托尼提供大量第一手农村资料。托尼便利用南开的资料,加上一些访问访谈的直观感受,再有与何廉、方显廷等一流学者的反复讨论,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了《中国土地与劳工》。这本书材料翔实,逻辑清晰,国内外颇多好评。当然也有不同观点,比他稍晚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卜凯(J.L.Buck,即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也组织人手在中国实际调查,得出结论和托尼有所不同。又过30年,张五常研究中国土地租佃制度时也读了托尼这本书,然后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熟悉张五常教授的人,应不会对这样的评语过于惊讶。

      托尼对学术、对学生、对社会、对宗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素来狂傲的芝加哥政治学家列奥· 施特劳斯也把托尼看作英伦极少能理解他的人。1982年,经济思想史专家里斯曼(David Reisman)写了《托尼、加尔布雷斯和斯密》,把这三位同时影响学术和社会的经济学家并举。这三人都对市场经济有极深的洞察,都忍不住关注国家,关注社会福利,情愿为了社会福利而部分放弃优美的学术理论。把托尼置于斯密和加尔布雷斯的行列里,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