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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对中国股市稍有记忆便知道，参与中国股市要“关心政治”。
那是在2005年6月前后，股改大辩论硝烟弥漫、二级市场奄奄一息之时，正当挺贬股改的多空双方在场内外激烈交锋的当口，市场上却及时响起了关于“1000点是政治底”的声音，力挺股改者一时受到了莫大激励，“叫停股改”和“崩盘论者”顿时彻底哑火。在那个时候，介入股市论争的各方早已超越了股市，一些平常不怎么关心股市的政论家也参与了，二级市场尤其是B股市场还出现了“国外势力”。
声犹在耳。如今，在股市物极必反到了另一个极端之时，“股市泡沫之争”虽被“叫停”，股指也窜上了3200点，可另一个相关市场楼市却响起了“政治顶”的喝止声。这话是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说的，两会期间他便建议广州百姓不要再买房，如今又发出了“房价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断喝，可见楼市问题的严重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忧虑。
一个是“政治底”，一个是“政治顶”，一高一低，背后却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安定的大事情，都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情，所以政府不能不管。而在这两个市场中因“市场化”催生出的投机力量，对此总是不以为然。
据说，炒股失败后的牛顿曾感慨，他能计算出地球的引力，但却无法估量股市中人的疯狂。可见，不论是楼市还是股市，一旦让投机者得手，后果便是非常可怕的了，不把利益最大化到让普通参与者无法承受的地步，投机操纵者是绝不会罢手的。最终当然毁掉的是市场本身，是市场信誉，是普通参与者的身家乃至性命。
那么，靠什么来平衡或者抵抗这种带有毁灭性的投机力量呢？西方最成熟最市场化的国家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政府行政力量，也只有这一通过选举和税收等手段集全民力量于一身，并旨在体现全民意志的力量，才有能力阻止疯狂投机的蔓延。这便有了历史上每一次崩盘或危机后政府的强力介入，有了一部部逐步臻于完善的法规。
法规者，游戏规则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只有在各种考验中，市场的游戏规则才逐步被健全起来，也才有了今日的所谓“成熟市场”。
很显然，不论是股市还是楼市，我们距离这样的“成熟”还很远，楼市的“政治说”说明了这一点，尚福林主席关于股市依然是“新兴+转轨”的最新定论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便不得不时刻警惕着，时刻准备用政府行政力量去抵制如狼似虎的投机风潮。而“尴尬”的是，我们还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的任务之一便是发展“市场化”力量，而市场化力量中恰恰少不了“投机”这一要素。
在一定程度上，股市就是一个投机市场；在特定时期，楼市因其价格波动的频繁，也会成为一个投机市场。在“成熟市场”如此，在当今中国尤甚。这样的性质本身便决定了这是两个必须常常由政府“修理”的市场。只不过，“政治顶”的提法说明政府目前最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股市的“泡沫”在政府看来尚能容忍罢了。
当然，中国问题的最大风险也就在这里，即在政府的容忍限度内，金融房地产市场中的两个核心市场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大的投机风潮———楼市里的开发商以住房需求、已占用土地和空置商品房为“箱底货”抵抗降价，而股市里的主力机构则挟过剩的流动性以及流通盘比例极小的超级指标股以自重，企图以股指期货为退路把股市推向疯狂。如此，在经济领域，政府不得不两线作战，还需在调控“三驾马车”的失衡问题上大费周章。
可想而知，楼市如此的话，那么在政府尚未竭力制止投机风潮的股市上，“跌价”在短期内或许还只是一个愿景，不涨到天怒人怨，不提到“政治顶”的高度，恐怕投机者也是不肯罢手的。但这也否认不了一个事实，即在如今这样的高度和投机风面前，两手齐下的调控也随时可能展开，中期调整的来临正在提速，只有“终日乾乾，夕惕若”，投资者才或可免于最终被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