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篇是沙水清先生撰写的题为《公共性与知识性冲突》的文章。他对有“地产名嘴”之称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辞去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的消息发出感慨，并提出了“媒体学者”的问题。另一篇是倪小林女士撰写的题为《经济学家干嘛不盯股市盯股民》的文章。她就今年两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即经济学家普遍不建言股市如何如何，而是转而建言投资人该怎么做，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她说，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乌鸦嘴”，虽然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的年代，学者建言更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市场的发展有时候需要经济学家拍案而起，有时候需要直荐良策，有时候也需要和风细雨，有时候甚至需要慎言。经济界人士的注意力转移无可厚非，只是不要让学者的敏锐思维和锐利目光完全软化为投资指南了，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悲哀了。两位作者的评论角度或有差异，评论的指向却是学者如何“干预社会”的 “历史问题”了。

　　说到底，还是又回到海外早就争议过的“媒体学者”。其实，在它们那里，“媒体学者”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对他们的评价简直如天壤之别，褒者可以称其为“社会的良知”、“正义的化身”；贬者则斥之为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站在媒体和公众立场上，往往则更多的是欢迎“媒体学者”的通俗亲民、敏锐痛快、仗义直言，而在知识圈内的学院派那里，自然是十二分地瞧不起“媒体学者”成天在媒体夸夸其谈，要么斥之为浅薄浮躁、要么贬其为江湖郎中，总之是不屑于与之为伍的。这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对易宪容的引咎辞职表示，“我们这里(社科院)不允许不经论证,没有根据就发表言论”，“房地产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开车沿三环路转几圈就能说清楚的”。这或许就是站在知识圈的立场，所作出的判断。见仁见智，也算是一种“道不同不相谋”吧。

　　以我观之，不论是否“媒体学者”还是其他什么学者，关键在于学者之“道”，即学术之“道”和道德之“道”。以今天颇为时髦的“首席经济学家”为例，香港一位教授说，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这位教授说的话很“刺耳”，我以为，却切中时弊。倘若“首席经济学家”满天飞，所议论的水平又与一般股评人士所说的相差无几，李杨先生说的“不允许不经论证,没有根据就发表言论”，便是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了。因为敢于公开把这个问题挑出来，需要勇气。

　　当然，“媒体学者”也要正确处理好专业型与公共性的关系。专业性是“媒体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高尚的学术道德是“媒体学者”的赖以生存之地。现在，老百姓和网络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颇多，个中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丁学良教授说，“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但愿这只是丁学良先生的信口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