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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布什政府有些不可思议地在对华贸易保护政策菜单中加入了“反补贴”这一威力惊人的“面杀伤”武器；4月1日，由于美国拒不让步，过往志存高远、随后命运多舛的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在日内瓦寿终正寝。那个曾经被我们视作不可逆转、势在必然的全球化，就在一瞬间似乎又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反全球化突如其来的逆袭，不无讽刺地印证了全球化标签Addidas享誉全球的广告词：“Im-possible is nothing”。
看来，是我们在“一体化”、“地球村”、“双赢”、“资源全球配置”之类的流行俗语中迷失了自己，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或是别有用心、或是不求甚解的全球化论断。
李嘉图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比较优势会让我们所有人从每一次自由贸易中获益，而亚当·斯密也神乎其神地宣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在资源全球配置中促成这种“双赢”。这一切在全球化欣欣向荣时是如此深入人心，进而使得任何怀疑都显得狂妄自大和不可理喻。而现在，多边贸易谈判倒退、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却在暗示我们，理论和现实的短暂耦合也许仅仅是一种意味深远的偶然，这种偶然是不是被人利用不再重要，关键是，全球化并非我们过往想象的那么简单。
美国左翼学者麦克斯切尼曾经引用弗里德曼的名言说道：“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反全球化的逆袭用事实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拳头”比起“看不见的手”更能左右全球化的方向，这个“看不见的拳头”就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霸权主义力量。
我们已习惯性地把全球化看作“自由市场的自由扩张”，实际上，这仅仅是霸权主义者推销全球化概念、摄取全球化利益的口号。从过往的发现新大陆、贩卖奴隶、工业革命、鸦片战争，到现在的经济合作和经济融合，全球化的历史演进很大一部分不能不说是“霸权主义者效用最大化”的过程。
在赤裸裸的强取豪夺的时代，美国作为新生的经济霸权主义者不仅需要贸易伙伴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和数额庞大的资本支持，还需要从输出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中牟取高额利润。这使不遗余力地推进全球化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其毋庸置疑的不二之选。但随着全球化的恩泽遍及于世，由此而来的结构化风险愈发成为威胁美国经济安全的潜在梦魇，美国经济逐渐踏上了“双赤字”的不归路，而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共享和技术同步，也让美国独占贸易利益链高端变得愈发困难，全球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无形中大大降低了。与此同时，中国、印度、日本和欧盟的经济相对影响力在增强，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
在此背景之下，以反全球化为武器抑制竞争对手的成长潜力，便成了维持霸权主义力量的大胆尝试。虽然美国的“绝对利益”在反全球化“蛋糕整体缩小效应”中会受到些许伤害，但“相对利益”却可能在“蛋糕份额扩大效应”中得到维系和提升。
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巴恩斯4月2日发表名为“中国将主导全球化？”的文章，潜在传递了美国转向反全球化的此种思绪：“全球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国家有意愿和耐心充当主导者，19世纪的时候，这个国家是英国，二战后一直是美国，以后会是中国吗？商人的本能就是尽可能使竞争最小化，必须始终防范自由贸易的内部威胁”。而当全球化业已威胁到美国经济长远利益的时候，“自由贸易的解体将不可避免”。
如此说来，自由贸易还有希望吗？全球化还会前行吗？答案也许并没有前文暗示的那么悲观。正像反全球化旗手卡斯特罗所言：“全球化不是某个人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人类历史现阶段正在发生的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面问题”。霸权主义是影响全球化方向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人类在融合中寻觅自由、平等和互利的希望和努力，将向霸权主义的肆意妄为发起强力挑战。
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乔姆斯基很久之前就一针见血地说过：“美国是现代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全球化方向和速度的规定者，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自由的背后是强权、乃至霸权”。目下反全球化的逆袭正是美国对“自由”又一次的公然亵渎，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据理力争正当其时，而且，可以相信，“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