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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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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写两章
    2007年04月07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手段的理性与节制

      最牛钉子户的风波终于尘埃落定,让人松了一口大气。庆幸的是风波发生的时间,建立和谐社会的大环境,《物权法》出台的好时机,网络时代全国眼球的关注,才导致了事情最终能理智地、和平地解决。

      此事涉及的深层次东西很多,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不涉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个人有没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权利?如果面对的是利益集团,个人能否为个人利益博弈或者抗争?且从程序上说,应该先与住户协商,达成协议,然后再规划,最后拆迁。这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阶段,需要耐心等待,水到渠成。

      钉子户的要求是否合理,并不重要;笔者关心的是,在谈判之中有些人做了些什么?把人家的房子孤立悬一个十米高的地基上,人家不得不爬着梯子上下折腾,还要把水和食物运上去,房子下的地基摇摇欲坠,看着都很悬乎。这种不是强迁的强迁行为未免太过霸气,人被如此折腾,还怎么心平气和地协商?

      当这样一个场景展示在网络上,钉子户是否有产权,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否合理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再蛮不讲理的钉子户,在人们眼里也成了弱者,再胡搅蛮缠的坐地泡行为,在人们眼里,也变成了孤岛上的抵抗,社会舆论总是同情弱者,这是公共关系的一个基本规律。

      万幸,钉子户没有失足坠楼,否则,如何善后?

      不管谁有理,事实是,并非有理就可以为所欲为,都要在法律和天理人情的范围内,都要尊重别人起码的生命权利。所谓“有理、有利、有节”,有理还要有节,也就是有所节制,也因为有节制,才有利;正是没有节制的行为,才导致相关方面陷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执法是对的,但不能暴力执法;拆迁是对的,但不能暴力强迁。曾有句话叫“手段并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实际上,手段也很重要,要合乎法律,合乎天理人情,合乎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否则,会犯众怒,而犯众怒就是犯天怒。

      手段的合法、理性、和谐,体现着行政的水准,也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高度。

      让历史清晰起来

      某明星为四年前 “抗战才八年而已哦”那句话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自己很早失学,读书不多。笔者看后有这样一个疑问,抗战究竟多少年呢?

      根据史料,“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开始,但“全面爆发的开始“并不等于”抗日战争的开始“。我们来看看众所周知的史料:

      ”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在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将军血战嫩江桥,被认为是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与日军苦战近一个月,歼敌6000余人;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开始,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将军领导下,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旨意,顶着巨大压力,毅然抵抗,日军死伤一万余人,4度更换指挥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从1931年开始,在东北坚持抗战十四年,共毙伤日伪军178200人,同时牵制了十几万日军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抗联在没有援兵、没有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十四年在深山老林、冰天雪地里,艰苦卓绝,流血牺牲,越打越苦,越战越险,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李兆麟等英烈万古流芳。

      《义勇军进行曲》写于1935年,是聂耳为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请注意,国歌写于1935年,也就是”七七事变“之前两年,那么歌颂的无疑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抵抗日本强盗的不屈勇士。

      无论是马占山、蔡廷锴、蒋光鼐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时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进行着自发的、缺少支援、近乎绝望的誓死抵抗。

      应该这样说,中国的全面抗战是八年,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跨度应该是十四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天皇下投降诏书(人家叫“终战诏书”)为止。

      在对有些人的无知感到愤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让历史清晰起来呢?

      记住历史,要记住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此,我们首先应该让历史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