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一案已于3月中旬由中纪委专案组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正式立案侦查。在本次移送的金额中，郑筱萸本人已查实的受贿金额高达500万至600万元，加上其亲属名下的不明财产，一共有千万之巨。据报道，郑筱萸曾在浙江任职，他到北京就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浙江的很多药企都给郑筱萸“进贡”。

　　有受贿者必有行贿者，二者是一种对应关系，对任何一方的宽容都不利于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但是，目前存在着重打击受贿而宽容行贿的倾向。比如，某地卫生系统将实行“黑名单”制度，凡是发现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采购、临床医疗服务、基建工程等活动中，给予回扣、提成等不正当利益行为的生产、经营企业一律清除出当地医疗市场。而对受贿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重受贿轻行贿”的理由是，给行贿者一定的宽容才能促使其向司法机关坦白交待问题，有利于案件的侦破。问题在于，对于那些始终未向司法部门坦白，而顺着从受贿者身上找出来的线索揪出的行贿者，如果再对其宽容就容易纵容行贿。最直接的影响是，有行贿者在，一些掌控权力的人被拉下水的几率大大增加，容易制造新的案件。

　　目前，一些单位的行贿胆量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据报道，浙江省原药监局局长周航在2001年因受贿落马。按照法院的认定，其在13年中，共受贿188次，计人民币266．63万元、美金17．07万元。“令人震惊的是，浙江省有1／6通过GMP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向其行过贿”。

　　面对这种单位行贿热，除了严惩受贿者，对行贿者也不应再宽容。我国《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当前，医疗行业已经和房地产行业等一起，成为商业贿赂最猖獗的领域。需要强调的是，单位行贿的成本最终将全部甚至加倍转嫁到药品价格中，致使药价严重虚高，必将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医疗领域猖獗的贿赂犯罪，不仅成为促使医德快速滑坡的催化剂，也成为医疗改革的绊脚石，并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并摧毁着医疗行业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救死扶伤的形象，使医患矛盾加剧。

　　因此，必须对医疗领域的行贿、受贿行为同时进行严厉打击，除了像过去那样严惩受贿者，对于行贿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应该以同样严厉的措施予以严惩。只有对行贿、受贿者同时进行打击，才能有效遏制医疗领域愈演愈烈的贿赂犯罪，为今后的医疗改革扫清一个坚硬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