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民对三月感受最深的是，城里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车，来了那么多“贵宾”，宾馆都客满门庭，市中心好多条道路变成限时限车通行。人们只得驻足耐心等着长安街上一辆辆载满“两会代表”的大客车急驰而去。对此，多少年来，习惯了。
但我至今仍有不习惯的地方。今年两会期间，我与几位“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朋友约好在他们住的某四星级宾馆见面。到了那里，忽然觉得那场景有些陌生了。先是门外马路边停放着比平常多几倍的高档名车，更醒目的是，从院落大门到酒店大楼入口设置了三道岗哨，外围是警察，中间是保安武警，楼门口则是穿着笔挺军服而威武无比、平日只有在新华门与天安门广场上才得一见的“中国青年近卫军”。可想而知，我这个被“代表”着的普通人无法直接进酒店，只能打电话请我的“代表”下楼来接。等进了酒店，更出人意料的是，大厅里架设着通常只在飞机场才见到的“安检设备”。好家伙！我半开玩笑也有不满地问朋友：你们这些大号叫“人民代表”的人，怎么同民众隔得这么严实啊？朋友也只是无奈地苦笑，没准心里还反问呢：怎么问这么低级愚蠢的问题啊？
坦率地讲，从近几年公开的“提案”、“议案”所关注的事务与深度上可以看出，“两会”的效果在不断提高，社会作用在不断增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代表”或“委员”平日里认真负责地深入到普通民众中观察了解发现问题，思考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不少人只是形式上的“代表”或“委员”而已，他们通过媒体发表的言论观察，仍还是些“绝对正确而绝对没用”的东西，空洞无物。真不知他们是代表着谁又是如何“参政议政”的，倒是那几天挤占了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我国现有的政体架构下，大多数人都真心希望“两会”机制与制度能越来越健全和完善。这促使人们更深入思考“两会”“代表”如何有效产生、“代表”如何有效地行使责权，公共政治活动怎么打消与社会公众的疏离感等问题。
因为，在今天，不管是在已是所谓“富人俱乐部”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处于上中间阶层及尚属“穷哥们儿”的“新兴加转轨”和“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都已经离不开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与公共运行机制了。其实，自从人类有了“氏族”和“社会”，就同时有了这些公共组织与机制。我每次从宽阔笔直的长安街上经过那威严宏伟的故宫与天安门广场时，就想起有人讲的“中国有宏大森严的皇家建筑，也有华丽的权贵宅院，却很少雅典、罗马那种公共广场、议事厅、神庙、剧场、图书馆、浴室”，意思是说，从前的中国人有的只是自上而下的“皇权控制”与百姓的“各顾自家门前雪”，缺失“公共精神”与横向间的协同关系。这层意思，如果仅就皇权控制也是“政治组织与运行机制”这点而言，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只不过它的消极性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越来越突出并阻碍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建立。
对此，那位做学问做到“引发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革命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而终于获得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生活的热情高涨到“钟情于摄影享受垂钓打猎之乐”、嗜好佳肴美酒并拥有两座农场还会驾飞机的诺斯教授，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场名为“发展的动力：从受限走到开放”的演讲，就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精彩论述。他把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状态划分为“原始社会秩序”、“受限的秩序”和“开放的秩序”，他认为“开放的秩序下，经济看似独立于政治，正如无数经典的自由派著作所描绘的有限政府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中的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政府需要较少地干涉市场。但其实，在开放秩序下，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更为深入。我们的分析框架认为政治与经济体系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它们都是现有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政治组织与公共运行机制在我们着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当今就更显得重要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与公共运行机制，像“两会代表或委员”这样的政治直接参与行使者如何行为，给社会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与影响，就不仅仅是政治范围内的事了，更是直接涉及经济运行秩序的改进与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人马上会说，当然要以“民主”作为现代公共组织与机制的核心精神与特质了，对此，不会有人反对。但要知道，诚如科斯所强调的“现代民主制只能在充满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下存在”，而我在此更要提醒强调的是，民主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其次才是一个政治过程。
如此说来，如何使这三月份的热闹在一年内持续不减，就像那山桃春杏因为三月里开始的披绿挂红，才会有蝉叫蛙鸣的夏天葱绿一片，终于才有层林尽染红秋意绕山峦时的硕果满树那样，也不枉三月里的一阵子热闹，恐怕是我们思考推进和完善政治与公共体制机制改革时所注重的。
看来，促进像“两会”这样的公共政治活动与民众的亲近感、亲切感，打消那种与普通民众壁垒森严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还需要下大力气，还有不少观念需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