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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一个产权概念，它是基于财产所有制而获得的一种权利安排，特指财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主体对其加以利用或处置，并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由此概念出发，对于某些“当权者”而言，他之所以能够刁难，是因为拥有影响他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个人心理异化的基础上逐步蜕变为个人的私有产权。或许这种产权并不能直接为其带来货币收益，但却可以为其带来满足感，这就是自我感知的存在的感受，以及通过影响他人所形成的他人感知到的存在状态。很明显，这些“当权者”的不合理行为，可以从对个人存在的不断追求上得到合理解释。
记得读大学时，系里有一两位行政人员，工作多年，却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以至于任何升迁的机会都与他们无缘。久而久之，他们便憋着一股气，似乎所有人都对不起他们。我们这些学生自然也非常害怕“犯”到他们手里，因为，任何本当该他们去办的事都会被无限拖延。现在看来，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他们还是很重要的而已。
有人说，权力的过度集中是导致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不敢苟同。
从起源上讲，权利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元素，权利与责任从来就是一对相对称的范畴。然而，这种对称性并不能像长度、重量那样给予精确衡量。根本上讲，还要取决于主观的自我认同。显然，在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社会环境中，无论个人被赋予多大的权利，它都会感觉责任大于权利，从而产生心理失衡。为了重新恢复均衡，他将会从别人那里获取满足。因此，权利的分配并非病灶所在，自我认同的缺失才是核心。可以想象，在以丛林法则为主导理念的市场经济中，人被异化为趋利的“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被不断地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物竞天择的动物精神。所以，这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股反思市场经济的潮流，可以看作是一种试图重新唤起人类自我认同的努力。
并非所有的权力都会导致效率的降低。那些努力打拼的私营企业经营者拥有整个企业的产权，但看经营管理的绩效，其效率往往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公共权利的私人化才是解释上述现象的另一个根源。所谓公共权利的私人化特指原本属于人民的公共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却由少数人执行，而这些少数人却以个人喜好来履行权利赋予的责任，从而造成“权取于民、责不到民”。
经过这样的分析，不难理出这样的逻辑：即“自我认同的缺失———公共权利的异化———存在认知的扭曲”，以至于某些“当权者”总是以冷漠、淡化、无情的态度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深怕自己因不被别人“重视”而从此消失。去年，笔者在台湾访问交流时，台湾金融研训院院长薛琦教授反复告诫说，“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人，在热衷并熟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另一部伟大的作品———《道德情操论》。正是这部著作，才使得我们能够全面、正确理解作为‘经济人’的真实含义，那种完全以自私为基本立足点的‘经济人’观点是对人性的刻意抹杀，道德自律与主观认同才是整个市场经济得以顺畅发展的前提。”当我们陶醉于经济增长的神话并在全力宣扬“市场万能”观点的时候，似乎应该对“存在”、“权利”、“自我认同”这些问题给予重新的认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其核心就是认同，它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更强调人的自我认同。虽然，这将是一条任重道远的漫长路途，但只要我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基本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任何人既需要他人的帮助，也需要去帮助他人，那么认同的重塑将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