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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即时利益的群体性疯狂追求会带来严重后果，彩票、兰花等市场火爆，但这种市场高参与度，非但不能促进，而且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进而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弱化人们追求即时收益的心理，首先要改变人们的参照点，然后给予人们明确的未来收益预期。
中国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到底有多高？
回答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其实非常难。通常的思维是，通过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数据以及一些金融市场的宏观数据（比如股市开户数、人均存款额等）便能度量参与程度，因为这些数据可用于国际比较，所以学者们大体以此来展开学术研究。但是，细究起来，这种计算对我国这样新兴加转型的经济体来说，非常不合适。为什么？关键在对金融市场本身的理解。
直观上看，人们总以为，类似股票、债券、期货和保险等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才是金融市场。其实不然，当兰花成了一种投资品时，兰花市场也就成了金融市场；类似的还有房地产市场、艺术品市场、彩票市场和赛马市场等。如果以这种宽泛的金融市场概念来看待如今的居民金融行为，那么大陆居民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应该非常高。
所有金融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用今天的投资来换取未来收益的承诺。因为未来的很大不确定性，承诺就面临兑现风险，因此，所有金融产品的交易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赌博性质。只不过不同的金融产品因各自的特征而体现出赌性的差异，有些具备一定的可控性，比如股票和债券投资等；有些可能完全没有可控性，全凭运气，比如彩票等。投资艺术品和购买彩票，在行为的道德意义上并无不同，并不因为涉及艺术，就可列入高雅之列，雅赌也是赌。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把所有这类决策统称为“不确定下的决策”，或者说是风险决策，而决策者所要权衡的是，不同赌局的组合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当然，其中的赌局可以指代任何金融产品。
产品名称的差异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你购买一个金融产品，是纯粹为了即时利益的增值还是为了较长时期的利益增值？通常把前者称为投机，后者称为投资。表面上看，未来利益实现的时间长短并不影响金融产品的本质，但实际上这一差别会影响到投资者行为的本质，从而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当一个人去购买彩票或者某株兰花，或者下注某匹马，他希望很快就能获得高额回报，但他实际上面临的是随机的结果，还可能面临各种外部的随机扰动，未来几乎不可控（尽管他事前会作些研究），所以他的心态就是放手一搏。而当一个人去购买股票或者债券等产品时，如果不是为了获取即时利益，那就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因为很多公司以及很多项目是可以推定几年内的发展前景的。比如你购买宝钢的股票，因为确定宝钢能保持较长时期的平稳发展，所以你就不会太担心，更用不着放手一搏。这就是投机和投资的差别。
但是，投资很多时候对穷人是一种奢望。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的本性好赌。这有点缺乏科学依据，除非提出神经科学方面的确凿证据，不然无法断定。西方人其实同样好赌，看看早期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南海泡沫以及密西西比事件等，现在国内屡屡出现的天价兰花事件、六合彩泛滥、原始股市场欺诈等等，不过是历史的再现而已。
对即时利益的群体性疯狂追求会带来严重后果，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六合彩之泛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六合彩所到之处，吸干当地的财富，就像突发蝗灾一样，剩下满目疮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彩票、兰花等市场的火爆程度，不亚于艺术品、房地产和股票等市场，总和计算，这种金融市场的参与度高得惊人。但和理论预测有一定偏离的是，这种高参与非但不能促进，而且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进而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
诺奖得主卡尼曼等人的行为决策模型能有效解释出现这些群体性的即时利益追求的个人因素。按照卡尼曼等人的理论，如果决策者处于损失区域，那么就会出现风险爱好特征。这个损失区域并不非是财富或者收入出现了负数，而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点而言的。比如，假设你的月收入是1000元，但是在你眼中，和你一样能力和背景的人拿2000元，此时在你的心理上，你会认定别人的2000元才是你的财富水平，是你的参照点，相对于这个参照点，显然你遭受损失了。每个人都有个参照点，低收入者通常把比自己高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点，结果总认为自己是处于损失区域，从而出现了风险爱好行为。
既然是人的行为本性使然，政府通过设计合法的彩票市场，可以维护彩票市场秩序，兑现收益承诺，但无法改变人们追求即时收益的心理。六合彩吸引人之处，在于提供了巨大的即时利益的刺激，这是合法彩票市场无法给予的。所以，合法的彩票市场不可能驱逐地下六合彩。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些办法能够弱化人们追求即时收益的心理，然后才能引导人们的投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改变人们的参照点，然后给予人们明确的未来收益的预期。
现在低收入者的参照点形成和其缺乏其他渠道的投资经验有关。他们没有做实业的条件和机会，参照对象很窄，所能看到的致富之路以及自己还有能力搏上一把的途径就是买点彩票之类。因此，要改变其参照点，就得让他知道还有更稳妥的、自己有能力的路可走。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推广茅于轼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农村金融实践经验，通过建立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并辅之以经营和技术选择上的指导，来帮助居民创业，让居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和实践创业及获利过程。一旦居民步入创业路径，那么其参照点也随之转变到业绩上来，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实践证明，这种转变的确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