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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储蓄之谜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700美元（2005年为1703美元），无疑仍属人均收入较低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居民储蓄率近20年来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快速发展的1960至1970年间， OECD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美国居民储蓄率1999年以来已大幅下降至负值。
面对高反差，国人通常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但它却无法解释日本近期储蓄率的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的较低储蓄。更难理解的是，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中国居民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
另一种解释试图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虽然中国储蓄总量惊人，但若以人均计，每个居民也仅1万余元。可是，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的问题真正所指。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储蓄指的是流量概念，而非存量概念。储蓄（率）与GDP一样，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这是个存量概念，虽够提供一定信息，但并不准确。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但除银行存款外，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把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之谜，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命题是：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虽然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一生中平滑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年轻时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为模式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则又进入负储蓄期。现代消费理论揭示了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长期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动。倘从这两方面来分析中国的储蓄率，会有什么结果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在1979年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是人口政策，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转变会对储蓄率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的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比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0.61猛降至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正储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储蓄率。其二，计划生育颠覆了传统的即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养老模式，迫使父母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按照现代消费理论来做国际比较，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之后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上世纪60年代冰岛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人均GDP已超过4万美元，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
30年前，日本经济增长率很高，人口结构很适宜，它的储蓄率水平也可以和中国媲美。有人可能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驳斥了这种解释。意大利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就整个国民储蓄率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42.5％），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它实行政府强制公积金政策。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民储蓄率甚至达到了35.3％。
中国并不另类，我们不该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掩饰理论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