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资源税迟迟不出，凸显各方利益博弈之激烈。用发改委有关人士的话说就是“要顾及到各方利益”。这种利益博弈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税的利益分配格局，二是资源税税率的变化。

　　资源税属于共享税，在其分配中，中央拿大头，只给地方留下25％。这种分配机制许多地方不满意，因为，资源税的征收主要依靠属地资源，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治理，也需要对受损的当地居民进行补偿，过低的资源税显然不利于补偿的进行。

　　因此，有人在《新京报》撰文指出：“要想保障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要解决好收入归属问题。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中央分享小部分，地方分享大部分，这个比例最低应是四六开（也就是中央要40%，地方要60%）。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源税返还给地方的财政资金，建立一套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作为农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补偿。”

　　这一观点可行性很大，同时，笔者认为，给地方的比例还可以再大一些，以使地方政府尽快建立起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避免环境的恶化，并补偿当地居民因资源开发受到的损失。我国许多资源都集中在西南、西北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而许多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将资源税留在地方，有利于缩小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资源税改革利益博弈的另一个问题是税率的提高问题，资源所属地区希望资源税大幅度提高，而许多既得利益集体则反对资源税提高过快。以石油资源税为例，我国每吨仅30元，只相当于美国标准（每吨130美元）的1/34。投资银行瑞士信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如果资源税每桶原油征收1美元，中国某石油巨头的纯利就将减少5%。相关利益集体的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我认为，资源税改革最重要的还不是税率问题，而是资源税的征收方式问题。按照《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目前，我国征收资源税所依据的是产量和销售量，实行定额税率，即从量定额征收。这是导致我国资源浪费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相关数据表明，全国煤矿平均资源回采率约40%，资源富集地区小煤矿资源回采率仅为15%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座储量为1000万吨的煤矿，仅开采了150万吨就被废弃。自建国以来至2003年，中国累计产煤约350亿吨，煤炭资源消耗量超过1000亿吨，我们至少扔掉了650亿吨的煤炭资源。按2003年的煤炭消费计算，这些煤够我们用近40年。

　　而国外的资源税基本都是依据储量来征收的，将税额与消耗的资源储量、资源利用的回采率等指标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征税方式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开采资源，以获取更多利润，也就是说，在以储量为依据的征税标准下，企业有充分挖掘开采潜力的动力，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一部分税款“白缴”，使自身利益受损。

　　依据产量或销售量为征税依据，可能是出于征税方面的角度考虑的，然而，这种设计本身实际上违背了资源税开征的目的。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浪费。因此，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修改现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从以产量和销售收入为基数计征改为以资源储量为基数计征。但是，这种改革不能仅限于煤炭领域，也应该向石油等领域推广，并且应该尽快付诸实施。一旦改革推行下去，将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资源开采中的浪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