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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主人公地位显赫，均为富豪级别，却都“不快乐”。按常理，富豪们成功了，应该快乐，但他们大多快乐不起来，或者说不能叫“快乐”，只能换成别的词儿。
成功，却为什么不快乐？我想，个中原因大约不排除以下几点：
其一，管理模式有了毛病。“管理万能论”和“管理象征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原本颇具争议，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缘故，无例外地一边倒向了“管理万能论”，事无巨细，老板事必恭亲，权力的欲望，加上对下属的缺乏信任，导致老板们焉能身不累？
其二，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制度不规范、家长式威权企业文化的现象，从而导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同事不同心，利益冲突此消彼涨，摁住葫芦浮起瓢，老板们焉能心不累？
其三，职场压力越来越成为显性的健康杀手，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板们功成了，身却不能退，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杀手的挑战。原爱立信中国区总裁杨迈便因此猝死跑步机上。也有功成身也退的，像北京神秘富豪李春平，一心想建立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但严重的糖尿病却又成了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拦路虎。
然而，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单纯的财富增进并不能形成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
老板们有钱，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却使他们享受不了生活；日复一日的紧张工作也让老板们日加厌倦。由此，某著名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去职归隐，甘当传教士；某老板某天突然想象到自己七十岁时，仍须一如既往地工作十几个小时，挣钱的“信念”猛然坍塌；某老板于创业初期，每天翘首以待东方早早亮起鱼肚白，但赚了十几个亿之后，又不禁慨然长叹：有钱又能怎样？还不是每天只睡一张床，只吃那么多饭，还得处理堆积如山的经营管理难题。
人的快乐、价值实现一定需要经济发展，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快乐，答案也是肯定的。关心快乐、价值实现也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或重要命题，从亚当·斯密到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阿马蒂亚.森、穷人经济学家尤努斯，及至前辈凯恩斯、马歇尔，每个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星光灿烂的名字，都与深切的普世关怀紧密相连。但到底经济学研究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基础之上，讲的是如何用较少的成本投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首要命题是成本与收益分析，而不是快乐，快乐无法用经济测量的方法去定性和定量分析；“快乐”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越了经济活动中的“收益”。
只是我们又终究生活在“挣钱”、经济活动这一单纯的“主流价值观”中，这个“生活世界”总像是别人的，总是生活在传统与流俗的漩涡中而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常常会按照传统与流俗所设定的圈套去生活、去定位职业，去追求权力、名声、利益。
由于制度的缺席，单一性的财富增进欲望使得人们陷入了对于经济万能论的迷信，而“快乐经济学”的提出又使得人们对于“如何快乐”更加迷茫。因为将快乐等内在价值纳入到经济活动过程中，声称通过经济活动可以实现快乐，不仅大而无当，甚而本末倒置。
分众传媒老总江南春在“天涯访谈”中，毫不讳言自己就是为了追求成功、满足虚荣心。江南春或许是幸运的，因为本无意于做正经诗人，分众传媒也实现了经营模式上的创新。但江南春的身边恐怕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本适合做学问的却去经了商或从了政，本适合经商的却去做了学问，最后又不甘清贫与冷板凳，整日价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挂念着滚滚红尘。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都难免痛苦。
快乐终究是一种内在价值、一种伦理问题，关乎人们的生活方式，单纯的经济活动显然不能替代快乐与价值实现。生活在雅典中的“牛虻”苏格拉底说：“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曾拒绝了普鲁士某贵族庇护的小矮人康德说：人总是生活在“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之间，因而必须要在自律与他律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自律与他律之间，如果任由“他律”，人便与机器无异，如果任由“自律”，人就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在自律与他律的权衡较量中，我们需要聆听心灵的声音、遵循最基本的内在价值，比如生命、自由、尊严、幸福等等。
当快乐被划归于经济活动领域时，当人们普遍相信快乐可以通过经济方式实现时，当全社会都将财富增进确立为一种无关乎社会福祉的终极价值时，当人们以财富增进的欲念全盘替代了心灵的抚慰，替代了内在价值、符合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时，“不快乐”、精神虚空便汇成了职场文化中的“最强音”，无论老板还是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