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瓯江经济学名家系列讲座暨首场学术讲演”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表示，目前的医疗改革不是要一味地把药价降下来，不是把贵变成便宜，而是“谁来承担”的问题。他建议适当提高医生工资，“这并非是要高薪养廉，只需给一个医生一年10万，使其不用为生活操心，从而遏制医疗创收的现象。”

　　如果海闻教授的理论成立，屡禁不止的医疗创收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这种逻辑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医疗创收的目的都是为“生活操心”，否则，结论便站不住脚。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个重要的前提存在严重漏洞———许多医疗创收行为并非基于为“生活操心”，因为能够搞医疗创收的人鲜有生活不下去的。

　　而且，一些医生搞医疗创收的收入也非10万所能打住。据《市场报》报道，“每个进口人工关节价格3万元，回扣估计在6000元到9000元之间”。“大医院骨科主刀医生回扣的衡量标准是一天一万元，是除了心脏介入手术主刀医生外，回扣收入最高的医生”。面对这种巨额回扣，年薪十万又算得了什么？

　　尽管海闻教授否认给医生年薪十万是“高薪养廉”，但其思路其实与“高薪养廉”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我国从早就进行过“高薪养廉”的尝试。在宋朝，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王安石把原因归结为“方今制禄，太抵皆薄”，“方今士大夫所以鲜廉寡耻，其原亦多出于禄赐之不足”，于是，宋朝廷连续数次提高官员俸禄，到宋朝后期官员的俸禄平均下来已是宋初的八倍左右。然而，官员腐败依然严重，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灭亡。清朝在“高薪养廉”方面做得更彻底，雍正皇帝设立了“养廉银”制度，“养廉银”比官员正常薪水高出最高达20余倍，照样导致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结局。

　　这说明，如果没有制度对官员的行为进行制约，“高薪”也养不了“廉”。事实上，在我国，医生的收入水平是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医疗行业在“2005年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中高居第二，一种药品从进价到患者手中，能否加价几倍甚至几十倍，有多少医生清贫到了为“生活操心”的地步？

　　有人举出新加坡的例子，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才逐步提高公务员工资。因此，新加坡的“廉”并不是“高薪”养出来的，都是制度养出来的。制度加高薪，成为确保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的保障。

　　目前，我国尚没有严厉的制度能够确保医务人员不收红包，不收回扣，这导致医疗领域腐败盛行，医生回扣得到的收入远远超出其正常工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给医务人员年薪十万，也不足以消除其通过不法手段谋取利益的欲望。我们所应做的是严厉惩处医疗腐败，当医疗腐败能够在制度的力量下淡出人们的视野———至少也应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才能谈“高薪养廉”的话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海闻教授还对政府干预市场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倒退”。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严厉干预市场，打击腐败行为，否则，市场只会更乱。

　　学者应走出死搬硬套的理论框架，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拿出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纸上谈兵，误导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