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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我们近30年前将国门主动打开时，正是将劳动力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而又围绕着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苦苦争斗了几十年之际，正是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几近荒芜而使人力资本成本也低得不能再低的时代。那时，物质资本以其稀缺性要素而变得异常昂贵。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引进的外资，借着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将中国经济从近乎停滞的泥潭中拖出的启动力量之一。
如果说，在经济增长启动阶段物质资本因相对稀缺而更重要些，使得该阶段作为物质资本的外资回报更高些，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当经济进入自主性常规增长轨道后，特别是随着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普通家庭对教育与培训投入的跳跃式增长而引致人力资本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整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大幅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对成本比较发生了变化，作为物质资本尤其是所利用的外资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应有所下降。更不用说，伴随家庭与个人储蓄的快速增长而使本土物质资本积累变得非常丰富，以至于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流动性过剩”。时过境迁，外资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仍然高企，就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大家看到的是，相比与其共同形成财富生产经营活动的本土要素，外资的回报并没有出现理论上应有的调整。因为，劳动力报酬并未同步提高，土地等固定投入的回报少得可怜，原本合资的本土物质资本大多都在合资企业的“跨台”或“外资独资”过程中而连本都收不回来，享受了比本土资本更多更优惠公共产品的外资同其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极不相称，反而更多更普遍的是各种名堂的不合理不合法的逃避税行为。
更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利用的外资正在发生资本特性上的变化，以工业资本为主向以金融资本为主转换。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是我们利用外来工业资本为主的阶段。工业资本大多以附着于机器设备的形式进来，这种外资看得见摸得着，对工艺流程的改造或者技术溢出的积极效应较为明显。但进入新世纪后，外资越来越多地以金融资本的形式进入，它用不着有形的技术设备附着物，来去自如，“四两拨千斤”式撬动更多资源的杠杆性极强，逐利性也更强，因而其短期性、投机性以至破坏性也会更强。想想看，这一两年来并且眼下正在发生着的，外资以所谓“战略性投资者”身份进入即将上市的中国大型垄断金融与非金融企业后所赚取的收益，远比先前引进的工业资本在一二十年中累计的回报还要高出不知多少。
这种资本特性的转换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正确认识并有效随之调整利用外资的理念与政策，就将明显侵蚀本土经济增长效率和国民福利。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是在沿用利用工业资本的思路对待进来的金融资本，天真地以为，进来的外资会对本土骨干企业进行技术、人才、理念和流程等方面的有效改造，会明显地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并对整体国民福利产生推动效应。实践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不同于工业资本的是，金融资本是附着在人身上的，属于现代知识与信息型高端服务业，人力资本是金融资本的主体，离开了有效的人力团队，金融资本只能是一堆不断消蚀的“僵尸”。在金融行当里，不是以人数多少或者资本量而定输赢的，有时一百个人还不如一个人的作用，缺乏金融资本经营理念与知识的人越多，对金融资本而言的“败家子”也就越多。正因如此，不同于机器设备的是，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少数外来精英到底如何想如何行为，对于本土的合作者与其它要素而言，极不透明，外资的真实用意更具隐蔽性。别忘了，我们从大学课堂到现实实践，都一再强调利益面前的高度“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前提，可在对待外资上反而忽视了这条“金科玉律”，实在是没明白从“理性至上”为精神旗帜的“思想启蒙”演化出的西方工业革命发展中，他们只能比我们更具“利益理性”。如此方式大量进入的资本，怎么会帮着培养出在国际与本土市场上与他们争抢地盘的有力竞争者？他们要的，或者是将你的品牌与市场消灭掉，或者是彻底变成他们全球价值链的一环，要么是狠赚一把走人。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几乎每周都会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
如何趋利避害？只能从我们自身做起！二十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政策文件、教科书、文献以及现实生活中，都一直叫“利用外资”。何为利用？至少是以自身作为主体而言的，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可在迄今为止的“利用外资”过程中，却逐步将自我主体丧失了，失去了主体的“利用”，真不知是谁利用了谁？显然，当主体蜕化为客体时，也就由主动变为了被动，由利用变成了被利用。于是，就出现了为“外资而外资”的非理性扭曲现象，外资的数量及从中国拿走的利益成倍增长，但本土的要素回报却停滞不前甚至是负数，这种赔本生意怎么可能使“国民福利”同时增加呢？没有国民福利相应增加的政策与经济活动，难道不值得纠正与扭转吗？
笔者以为，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应切实将自我主体拾回来，真正站在主体的角度，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需求出发，以国民整体福利增长为目标，切实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回到取长补短的真正“利用外资”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