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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几周前在人民大会堂发布了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笔者有幸参加发布会。应该说，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司治理指数研究成果中，南开大学是做得最好的。这个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它的实际价值，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利国利民的，因为这种指数评级对于规范公司治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是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在西方国家，公司治理评价在多年之前就开始了，像标准普尔、里昂证券、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会（CalPERS）等机构的公司治理评价，都做得很不错，也很有特色。相对来说，我们的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以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指标设计看，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是从“控股股东行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六个方面评价，里昂证券是从“管理纪律”、“透明度”、“独立性”、“问责性”、“责任”、“公平性”和“社会责任的认知”七个方面评价，标准普尔则是从“所有权与投资者关系”、“财务透明度与信息披露”、“董事会结构与运作过程”、“财务相关利益者”四个方面评价。可以看到，我们的评价在反映公司治理形式方面比较多，而西方国家的评价反映较多的是公司治理的质量。当然，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中的不少二、三级指标确实能够揭示出一些公司治理问题，如它指出的公司治理发展趋势，基本反映了中国公司治理的质量，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股票期权”，中国很多企业将它作为长期激励的形式采用和推广，然而，实施股票期权依赖于规范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资本市场还很不规范的情况下，实施股票期权便存在很多违规操作的成分，而这一点，在我们现有的公司治理指数中是反映不出来的。再如，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已经把它视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我们的公司治理评价对此基本上没有反映。再如“信息披露”，在南开的公司治理指数中，该类指数是最高的，有62.76分，而其他指数都在60分以下，都不及格。这与实际的感觉似乎不太吻合。中国人寿在美国上市不久即遭集体诉讼，今年3月，中石油在加拿大又遭集体诉讼，这两大公司在沪深股市是典型的“蓝筹股”，为什么在国外会遭集体诉讼呢？信息披露不实是重要原因。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形备而实不至”，看上去很漂亮，但质量却很低，这种情况应该在公司治理评价中有切实的反映。
其次，从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排序看，我们看到的只是优秀上市公司的排序，如“公司治理综合指数100佳”、“董事会治理100佳”、“信息披露状况100佳”、“经理层治理100佳”等，却没有相应的最差公司排序。据介绍，南开做了最差排序，但有关政府机构不让公布，担心这些企业破产。我认为，果真如此的话，这是政府机构对投资者的不负责任，难道它只担心这些企业破产，就不顾及广大投资者蒙受损失？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会（CalPERS），每年在公司治理项目中都要排列出10大最差绩效公司，这一排序对这些公司提高治理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列入该名单的62家公司的跟踪研究表明，这些公司的股价在CalPERS介入之前的5年内平均股价是标准普尔500强指数的85%，但是在CalPERS介入之后的5年内它的平均股价比标准普尔500强指数还高出了54%，每年对该基金带来1.5亿美元的额外收益。显然，最差排序既有利于公司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当然，发布最差排序，可能会遭到所涉企业的起诉或威胁，2002年中央财大刘姝威教授不就因戳穿“蓝田神话”而遭蓝田公司威胁么？因此，要想做“最差公司”的评价，需要国家法律对评价者的强有力保护，需要培养一种公司治理文化，即让公司认识到，“最差评价”是公司提升治理水平的动力源，评价要客观，只要是依据公开的数据，我想公司即使起诉也不会胜诉。当然，这还要依赖于政府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的程度。
最后，从评价层次上看，现在所做的只是公司层面上的，至今还没有人做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公司治理评价。而里昂证券、标准普尔、美国哈佛大学的拉波塔（La Porta,R.）等，都是从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上评价公司治理的。国家层面上的公司治理评价，可以揭示国家公司治理制度的健全和规范性程度。
殷切希望我们的公司治理评价能够在上述三方面做些开创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