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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由于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泰罗被召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泰罗在国会说：“不能把科学管理理解为任何一种效率措施，……也不能理解为任何一批或一群效率措施。不能把它理解为计算成本的一种新制度，一种计件工资制度，一种奖金制度，一种分红制度，一种计酬方案。不能把它理解为拿着一只秒表观察一个工人并把他的作为记载下来。不能把它理解为就一群工人的动作印制一两吨的表格，把这些表格发给他们并说‘这是你们的制度，应用它。’不能把它理解为分工工长制。”他有些恼怒地说道“不能把它理解成一般人在讲到科学管理时心中所想到的任何一种措施。”不幸的是，从中国的科学管理实践中，泰罗不希望看到的这种理解却被当作标准的科学管理原理。
即便退一步说，要实现让工人的工作遵从理性的安排这样的管理目标，管理者所创立的管理原则也应该彻底地以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泰罗说在科学管理制度之下由管理当局主动承担起来的四种责任和负担的第一种就是：“由管理人员有意识地搜集原来存在于工人头脑中和体力技能及诀窍中的大量传统知识。这些知识是工人通过长期经验积累起来的。”但是事实上，工人的这种知识和经验并没有成为科学管理的基础，而是在反对工人的陋习时被一同抛弃了。
60多年前，费孝通在主持的一项工厂调查中转述过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在一个夜晚，我居然在厂门前一家馆子里遇到三位退厂的技工，我们讲起了某某管理员，那位绍兴人就气冲牛斗，一面说先生怎样不行，一面又抱恨他埋没了自己的功劳。据说有一次钉螺丝钉，按着那个管理的方法做，累试不成，这位绍兴朋友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把三个螺丝钉用东西夹住同时敲，居然一举成功。那位管理先生不但不加赞赏，反而去向厂长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于是惹起了这群工人的忿恨。“在工程师们自上而下的高压式的科学管理之下，工人们引进了一种古老的手工艺人的观念，认为技术是自己吃饭的本领而秘不外传。他们依仗这种绝活和工厂、管理人员周旋。工人的“诀窍”和“经验”非但不能公开、合理化，反倒更大程度地成为一种秘密的知识。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技术工人本应是科学管理的得益者和支持者，何以却成为科学管理的敌人。
似乎不能说新式企业家对工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实际上，在中国近代，企业家为工人的福利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当他们努力的收效甚微时，却又极端冷漠。似乎他们当初的努力只是为了使自己良心得到安慰。原因或许在于，企业家对工人生活的介入是以简单强制为主。既不重视工人的经验，也不重视工人的需求。他们并没有从工人已经取得成功的方式中寻找更有力的突破口。
工人要求企业家对他们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在中国近代，整个社会舆论始终支持这样的要求。比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调查中说：“吾们工人的缺点，的确不少；现在拿我个人所见的，分下列二大纲：一、没有知识。二、缺少公德心。不过这二种缺点，我却又要归罪于资本家了。因为做父母兄长的，苟其家道宽裕，断乎没有不使他的子弟，多读几年书，到大起来成一个通人达士的。”这篇调查以旁观者的口吻直接用“父母兄长”来比拟企业家，用家庭伦理来要求企业家。
今天在我们的企业中，这种伦理错位似乎已罕见了。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家阶层无疑还是担负着人们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因此，就与民众的关系而言，企业家还是常常感到苦恼。在政府和政党面前，企业家觉得自己只是民众的一份子，民众的弱小、恐惧，他们都深有体会，甚至更为深刻，但民众并不这样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