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知名科学家袁隆平院士，近日建议国家适当提高粮食收购的最低保护价，他说，现在的最低保护价是72元一担谷，太低了。粮食价格太低，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谷贱伤农”，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很不利。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我想呼吁一下，把最低保护价提高到100元，这样农民就有较多的利润，种粮积极性就更高了。”
袁隆平院士的建议是非常务实的。从去年开始，粮价上涨问题就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面粉价格上涨了24.3％，大米价格上涨了24.9％。今年4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食品价格上涨6.2%，其中粮食上涨6.7%，肉禽及其制品上涨15.1%，蛋上涨24.1%，鲜果上涨6.2%。
粮价上涨还引起了连锁反应。粮食价格自今年年初开始上涨以后，也带动饲料价格上涨，饲料的直接生产成本增加，这积极促使猪肉和蛋类价格上涨。在上海，目前的猪肉批发价格达到每公斤16元，同比上涨七成左右，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猪肉价格涨至历史最高点。
粮价之所以上涨与粮食产量有着直接的联系，粮食供应量减少必然导致粮价的上涨，而粮食供应量的减少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不少农民到大城市打工，种粮的吸引力在降低。另一方面，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加之我国的粮食最低保护价过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袁隆平院士的建议显得非常重要和及时。但也有人对最低保护价提出异议，认为粮价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并认为市场调节不会伤害到农民的利益。这其实是一种愚见。规避风险是人本能的选择，在没有最低保护价政策的情况下，农民将面临着非常大的市场风险，一旦遇到粮价大幅降低，农民的利益就会受损，其种粮的积极性就会遭到打击，进而导致粮价上涨。粮价上涨虽然能够刺激农民种粮，但是，这种市场调节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对种粮的农民而言，一旦粮价下降，投入就无法获得期望中的收益，甚至导致亏损。对于国家而言，一旦粮价因供应不足而快速上涨，很容易引起恐慌，危害社会稳定。
因此，粮价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实际上，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也不敢把粮价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来鼓励农民生产粮食。比如，美国实行的“无追索权贷款”，就近似于我国的最低保护价。美国政府先制定出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农民据此将农产品抵押给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取贷款。倘若市场价高于支持价格，农民就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市场价低于支持价，信贷公司无权索回贷款。除此，美国还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补贴，近1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补贴方面的总开支高达1700亿美元到1900亿美元。而且，美国的这种补贴措施是在法律的刚性条款约束下进行的。如美国2002年通过的《新农业法案》，就对“直接补贴”、“反周期收入支持补贴”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
与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分散、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弱，财政对农民的补贴有限，如果政府不通过设定最低保护价的方式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价的波动就会加大，社会的稳定就容易受到威胁。因此，袁隆平院士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的建议值得有关部门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