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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高峰过后，一国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进入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显然，一国经济在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中国已享受人口红利多年，专家称单单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年至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比率便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而到2015年，中国人口结构将有根本性逆转，届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0.25％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口负债”，以至于可能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少三分之一。
设想一下，一夜之间青丝变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无疑也是场灾难。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人口转变（如日本）或者正在处于这个阶段（如英国），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老龄化严重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前途。但与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同，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 “未富先老”的尴尬。按照流行的观点，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故事还有另外一面。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而且，有意思的是，稍加剖析就可发现，上述流行的观点与另外一些同样流行的观点存有颇多矛盾之处。如果我们追求充分就业、高消费和社会保障有力的经济，那么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实际上，现在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八亿件衬衫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样的低附加值“比较优势陷阱”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整个社会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下降。这固然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这又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好时机。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应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他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的《人口原理》。50年前，中国曾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而在很长时间未能绕过“马尔萨斯陷阱”。如今，与人口有关的另一个陷阱———“老龄化陷阱”又摆在了中国面前。但挑战总与机遇并存。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难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吗？
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那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